网的深层次线索。当然，“保护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更不是一项罪名，必须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国家工作人员。对这一概念在实际办案中不能任意扩大，更不能捕风捉影。因此实践中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准确定性，严格区分头目和骨干分子与党政机关和政法干警的一般联系交往情况、人情世故往来情况。

最近，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行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部法规的颁行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这就提示我们在黑恶组织犯罪案件的初查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案，做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特别在获取主观证据过程中，严禁刑讯逼供，避免授人以柄，给黑恶组织成员后期庭审翻供，主张非法证据排除，启动证据裁判与证据质证规程，为全案办成“铁案”增加变数；尤其是，一些不适当的侦查取证行为也容易被保护伞、关系网抓住，为其干预侦办工作提供口实，降低打击实效。

【注释】
[1]笔者认为，情报信息研判行为是黑恶组织犯罪的初查行为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初查”与“研判”并列，以示公、检两机关的初查具有各自侧重点，即检察机关之“初查”侧重于制度规制，如非强制性调查行为许可，亦即，对强制性调查行为的禁止制度之设计；而公安机关之“初查”更应关注其对情报、线索的“研判”行为要素在甄别、区分“黑”、“恶”两种组织性质的法律评价、定性方面的预警功能和查察效应。
[2]笔者这里并未分别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等两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初查研判问题，只以“黑恶组织”一词以蔽之。其初衷可借韦伯的观点，“理想型的概念可以增强我们研究中的归因能力：它不是‘假设’，但是为建立假设提供了指引。它并不是对现实的完整描述，但其目标是为这种描述创造含义明确的表达方式。……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在个案研究中，理想构造接近或偏离现实的程度。”转引自〔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侦查实践表明，黑恶组织在性质上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恶势力，在搜集案件线索阶段并不容易清晰辨别和决然定性，一些情况须随着线索和证据的不断浮出，才好对其组织性质给予妥宜的法律评价。
[3]笔者考证，检察机关之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从一个实践概念上升为一个法律概念经受了一段长期的历程。初查一词最早出现于1985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文件中。1990年12月24日最高检《关于加强贪污贿赂案件初查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初查的定义、任务与范畴。1995年10月6日最高检发布的《关于要案线索备查、初查的规定》第2条，进一步明确了初查的含义：“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进行审查的司法活动。”1996年7月18日最高检通过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2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本院管辖的举报材料应及时进行初查，查明举报事实是否存在，是否需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进一步明确初查的主体、程序。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初查制度，但1999年1月27日最高检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初查予以最权威和系统的规定。该规则在第六章立案章中用专节对初查的主体、手段、措施、监督做了明确规定。同年最高检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再次界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至此，初查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已基本确立其概念的法定性，其内涵也由最初的“对书面材料的审查”发展到“可以采取非强制性调查措施的初查”。最高检2003年6月5日颁行的《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中，初查与受理控告举报、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抗诉、办理申诉等共同构成了检务工作的独立流程和环节，直至2009年4月23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再次对初查制度予以规定。
[4]参见龚培华主编：《当代检察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5]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转引自陈鹏著：《作为一种底层政治的日常反抗》，载《社会学家》2009年第1辑。斯科特认为，“隐藏文本”是指在从属群体与支配群体之间产生的一个属于特定私域的底层权力生态和底层意识形态的的创造、保护和阐释。如果把从属群体与支配群体两者公开互动时的表现称之为“公开文本”，那么双方发生在后台的（offstage)的话语和行为则可称为“隐藏文本”，它是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可见，“公开文本”不过是支配群体与从属群体公开遭遇时所呈现的“部分文本”，它并不能讲述有关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在权力负载的情境下，权力的“公开文本”通常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而在后台的“隐藏文本”则揭示了权力与伪装之间的辩证法。
[6]吕耿松著：《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六种类型》，载《人民公安报》2009年4月17日第3版。
[7]蒋立山认为，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在许多方面，都正处于有法律而无秩序的阶段。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失范”，政治学家叫它“不稳定”，更中性的、更具遮掩性的说法是“转型时期”。参见蒋立山著：《为什么有法律却没秩序》，载高全喜主编：《大国策—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8]“准备环境”一说系笔者翻用美军秘密战役、战术行动的军事术语，特指“先遣侦察对联合战备的环境保障”。转引自王利勇著：《军队指挥信息系统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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