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透明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7]”。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justice brandeis)所说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在政府信息公开下充分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防止其被滥用，提高行政透明度，从而公平、公正地保障人民的各种利益诉求，在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完美的平衡，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维护良好政治秩序的运行。
3、人权价值：是对人社会成员身份的尊重与认同。知情权成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国际社会中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该制度的发达与否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人权宪政水平[8]。1946年联合国通过的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之一，强调知情权是实现一切自由权利的关键，其它一系列人权法文件诸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德黑兰宣言》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重申和强调了知情权的要求和主张。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尤其是在当代这个信息社会里，对公民信息知情权的保障即是对其社会成员身份的尊重与认同。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两大人权国际公约，但是对于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仍属于缺位状态，宪法和法律中也没有关于公民知情权保护的直接规定。但在《条例》实施的过程中，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从法的角度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公民与信息关系的认同，是对其人权的尊重。

（三）公民知情权的救济及限制

法律上的救济，是指当事人人在自身权益受到阻碍或侵犯时，可依法请求排除阻碍、制止侵犯、赔偿损失的措施。“权利依赖于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条例的《出台》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具体规定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救济措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知情权受到侵犯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讼”。这里规定了行政和司法两种救济途径，把对知情权提起的诉讼纳入到可诉的范畴，也是信息公开制度的一个实质性的进步。
除此之外，该条例对于知情权还设有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公民并非有权从政府那里获得自己任何感兴趣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是有一定的豁免范围的，而公开与否的标准我们可参见于《条例》第8条：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第十四条还规定了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以及公开时应当遵循的一条“底线”，即“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并规定了公开这类信息时应当“经权利人同意”，除非政府有正当理由认为必须公开。至于何谓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还应各自有相应的标准：
1、国家秘密：我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在第二条首先界定了国家秘密的概念，即“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并在第八条中作了具体列举。但是，不难看出，现行保密法对于国家秘密的界定范围过于宽泛，定秘标准并不明确，究竟在什么方面、到何种程度才算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又如何确定等都还很模糊，不便于掌握执行。而根据《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保守国家秘密法》又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这就使得信息公开处于宽泛的“国家秘密”概念影响之中，不利于充分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效果。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进行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的审议工作，该草案对于国家秘密的范围将予以进一步明确的规定，从而有效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2、商业秘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性。秘密性是指一种相对的在相关人员、行业和地域范围内的秘密性；价值性是指能够为权利人带来一定的利益；保密性要求权利人有将商业信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主观意识并客观上采取了合理保密的措施。只要符合了上述三个特点，原则上都可以作为商业秘密来保护，进入到政府信息公开豁免的范围之内。
3、个人隐私：这涉及的主要是公民知情权和政府工作人员个人隐私权之间关系的问题。知情权赋予普通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与政府官员的权利，公民有权了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出身、学历、行为、财产状况以及个人品德等情况，以方便更好地行使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等等。但随着知情权范围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与个人隐私权发生矛盾。究竟应该什么样的一种标准，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又做到不侵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个人隐私呢？笔者认为应适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公共官员负有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当其一些隐私的个人信息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隐私权势必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让渡给公众的知情权。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三、 当前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中存在的限制性因素

虽然《条例》已经出台，但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政府行政的透明化、公开化，保障公民及时有效地获取政府信息，实现其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理论和实践永远存在一定的距离，这其中有各方面的因素：

（一）政府方面

政府对信息依旧偏重保密，公开程度较低，而且向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较少，绝大部分信息处于封闭、闲置或半封闭、半闲置状态，许多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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