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主和许多新兴阶层。推进了中国企业制度为轴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多种非国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改革等都促动了“社会权利”的增长，大大改变了权力的国家垄断性。
最后，社会的重大分化解组，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期，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合理性观念的冲突，造就了价值评价及其标准的多元化、世俗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大众文化也蓬勃兴起。利益诉求、个性自由、平等开放、自主自律、竞争参与等的新型价值观念得以确立，大大改变了思想观念的“权威一统性”。
由此看见，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动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的伟大历史进程，市民社会日渐形成，并推动了多元社会权利的扩展伸张。
中国对市民社会的重建，使中国市民法得到复兴。市民法调整的不仅是市民的权利关系，而且涉及到市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如果市民社会与国家各自保持独立，两者间达到一种平衡，人民就享有自由。那么如何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认识我国现阶段正在起草民法典中的一些问题呢?
四、中国民法典制订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尽量防止民法典的公法色彩
以上对我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现状来看，国家正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职能逐步从社会生活的部分领域退出，向社会、企业、个人放权让利的过程，但在实践中，这一任务远未完成，公权力滥用现象较为严重，经济体制改革中，部分公共权力与经济发生联系，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权力本位意识，因此，“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民事权利的生长是需要斗争的。lOcalHOsT”在这种背景下制定民法典很可能会带有较浓重的公法色彩。
为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威胁，在制定民法典中应突出权利本位，强调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兼顾对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毕竟“社会本位”的思想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发达阶段，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相比有较大的距离，并且我国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十分薄弱，所以，民法典应着重体现权利本位。
(二)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典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立法过程中应积极促成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了解市民社会的所思所想，激活市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提高市民参与民法典制定的能力。这就需要民法典的起草论证工作应与深入的社会调查相结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充分了解市民社会状况。同时处理好学理知识、司法实践经验与市民社会的认识水平结合起来，防止学理上制定精美的民法典不与中国司法实践相接轨，与市民生活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必须做到专家与群众结合，将民法典的立法权真正还给人民，努力防止代议制阻碍人民对民法典制定过程的直接参与所带来的不利情况。
(三)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
我国的改革主要是一个“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其复杂性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要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以由市场为主来配置资源代替原来的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的模式，但在现实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时有发生，市场手段还远未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国家减少对社会的微观管理，减少公权对私权的干预，但是现实中，将公权力完全纳入法治轨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要制定民法典应该是一部开放型的。
(四)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我国的民事立法一般都是在借鉴西方立法基础上的，但这种法律移植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任何一国法律制度都是有其本国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而这些背景在我国可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任何一国的法律制度都是同其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自恰性。因此，在学习西方有益经验的同时，更应广泛调查了解我国现实生活，了解民法典制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知识背景，以及司法实践和人民对于未来民事生活秩序的期待，总之，侧重点不应在借鉴，而应是在于努力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民法不仅是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反映，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要使其溶人民众的生活，就必须充分利用法治的本土资源。注重本国自己的传统。在中国市民社会不断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发着各种非正式的制度，认真调查研究这些习惯和非正式的制度才能达到“即使是国家颁布的，由于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无须太多强制就可以为社会所接受。”这样的民法典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