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之目的。如借款案中，不管合同是否有效，c都有归还本息的责任，但a甚至在合同有效期间都已经罹于时效的请求权，竟然在无效判决后反而可以主张，失而复得，对于c而言是不公平的。显然，机械适用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可能完全规避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宗旨，带来法律秩序的不稳定[4]46。
（二）签订或开始履行说
“签订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当事人在签订无效合同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同无效，其权利受到侵害。尤其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情形下签订无效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订立合同之时即对合同无效、因其过错签订无效合同行为造成对方损失事实知晓，诉讼时效当然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5]。而“开始履行说”则认为，签订的合同并不一定履行，此时起算债权请求权时效为时过早，应从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因为合同无效为当事人应知事项，因此，在一方当事人已履行合同义务之时，其就应当知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对方当事人受领给付之时，合同就是无效的，当事人受领给付无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立即产生[6]。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对当事人均过于严苛。实际上这是假定每个当事人都是法律专家，且都对合同无效具有确认权，而这两个假设显然都是不能成立的。这种理论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合同是否有效对当事人请求权存在的重大影响。例如，对于购房案中的v和k而言，合同是否被确认无效，其请求权的实质内容是大相径庭的。如合同有效，v或k均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甚至解除合同；反之，若合同无效，则不可继续履行合同，只能要求对方返还利益、赔偿损失。由于此类合同是否被确认无效，当事人所能主张的权利并不一样，故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前，其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就不应开始计算，否则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故此类合同应在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后，才开始计算因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三）履行期间届满说
该说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主要依据在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前，双方都依约履行“合同”，一方已履行“合同”义务而另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利实现的期限均有明确、合理的预期，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果合同无效，当事人不受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的约束，随时提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相关的请求权随时受到法院的保护，其法律关系岂不是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与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是背道而驰的[7]。
站在诉讼时效的立法宗旨，即维护社会现有法律秩序的角度而言，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不过，这种观点依然是以“签订或者开始履行说”的两个并不存在的基本假设为前提的，其立论基础相当孱弱。这种观点的内在考量或许是，在有效期间都已经超过时效的请求权，在无效后竟然又能复活，当然存在利益上的失衡，因此应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在法律公平正义价值观念和利益平衡的机制作用之下，对于扭曲的利益予以矫正。从直观的视角来看，该观点实际上将无效合同当作有效合同对待，完全将《合同法》或者其他法律的效力禁止性规定视为无物，损害了法律的内在权威性。从无效的制度本旨来看，它是法律秩序对于具体法律行为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之后给予的否定性评价，即该行为与法律秩序的要求不符，系属违法。若涉案合同已确认无效，原请求权和履行期限竟然不受丝毫影响，则无效评价的权威性何在？
（四）分情况讨论说
这种观点试图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区分不同情形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使得起算点更加严谨、科学和体系化。至于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则又存在不同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应区分当事人是基于恶意还是善意签订无效合同而确定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当事人基于善意情况下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在当事人基于恶意情况下，应从合同开始履行之日起算[6]。以当事人是基于恶意还是善意确定不同的起算点，一方面这个确定的起算点本身就存在上文所指出的问题，并非科学，同时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且缺乏可操作性，难以令人信服。通常而言，恶意还是善意己经作为是否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考量，无效的后果应该是客观的，不能因为主观意志的差异而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可根据合同本身有无明确的履行时间点对无效合同所涉诉讼时效予以规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或履行中也未能明确履行期限的，一般应自确认合同无效时起算有关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合同有明确履行期限的，一般应以履行期限确定有关权利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但特殊情形除外[8]。究其实，这种观点仅涉及原合同履行期限是否明确的问题，与无效后如何起算时效的问题无关。如果按照该观点的逻辑推演，会发现本质上该观点是将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作为起算点，如上所述，这也不无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推演显然混淆了合同有效下的请求权与无效请求权的差异，直接将有效下的请求权予以延伸和扩张，忽视了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
还有学者认为，应根据当事人的履行情况分别确定：一方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对方未履行义务的，已履行义务的一方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义务履行期届满时起算；无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履行合同的，一方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起算；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未履行，或者双方开始履行，甚至当事人双方均履行了合同义务，嗣后合同履行中，或者合同履行期满，但一方及时主张权利的，合同被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无效的，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算[9]。这种分类稍显复杂，总体还是以履行期限届满为基本出发点，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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