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论证
1.道德自身功能的缺陷要求引“律”入“德”
一方面，道德天然具有模糊性、主观性、弱强制性、多元性等缺陷，这些特点与法律的明确性、客观性、强制性及明确的指向性形成鲜明对比，法律可以在上述方面为道德披上一件具有可操作性的外衣。另一方面，因社会客观现实所限，道德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国正处于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减弱了道德的调控作用。因此，将道德中含有的维护经济活动秩序和保障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上升为法律确有必要。
2.这是顺应民族心理惯性，推动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当前，尽管我国的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并已使广大人民群众初步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独特心理惯性的影响深远，人们思考问题时仍倾向于道德优位，在潜意识中仍有“情大于法”的思想，面对转型期民众的独特心理，用法律道德化的方式对之因势利导，使民众逐步摆脱传统的“德治”心理，最终树立法律优位的思想，从而清除我国实现法治化进程的意识障碍。

三、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化进程中，道德法律化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必须科学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方能使二者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职能，因此，在诉诸于实践时，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法律化的“度”是什么。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从严标准
道德的基础是自律，这与法律的他律性相悖。道德过分法律化既会稀释法律的强制性，不仅会软化法律的强制调整机能，而且会限制道德本身的内心约束机能，对之必须要作出限制。此外，法律所调整的范围远小于道德，必须从严掌握道德法律化的标准。若把一切道德规范进行法律化，结果只会毁灭道德，并最终毁灭法律。因此，道德法律化的范围应定位在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全体公民的普遍遵守。道德法律化的落点是法律，若不能得到普遍的遵守，只是纸面上的法律，缺乏实践性和执行性。另一方面，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只能调整一些基本行为。由于达到道德要求的人数与道德本身的要求程度具有相对性，越是要求高的道德越是难以在全社会得以普遍实现，因此，一定程度上调低的道德要求水准可以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遵守。
（二）控制范围
由于道德法律化具有严格标准，在该标准的指导下，需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坚决排除不满足标准的情况。首先，一些特定化的规范需要被排除。比如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习惯，因其无法涵盖全体公民，自然谈不上普遍遵守；其次，排除社会主体高层次的道德追求。比如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一味强调其入法，无异于逼人行善，最终会出现揠苗助长的恶果。再次，道德中内化于人心的美德也不应在此范围内。考虑到个体的差异性导致每个人的感悟不同，美德并非能够得到每个人的自觉践行，即使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也会因为缺乏客观性导致其评判标准的模糊性和违反规则的难以惩罚性，实质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上述行为可以通过道德鼓励和奖励的形式激励行为主体实现之。
（三）古今并行
作为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法律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涵的纯粹规则，其内在价值只有在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时才能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豒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惯性和古代道德法的深远影响，要积极吸收古代法中的精华部分，顺应社会发展和全体公民的价值追求。尤其是伦理色彩浓重的亲属法，由于涉及道德成分比重大，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广，可传承性强，可以为道德法律化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四）划清界限
这是指法律道德化的适用空间应限于立法环节，司法环节中绝不允许引入。这是因为在制定法律时，要想获得全社会的接纳和遵守，必须要以构建起一整套道德的价值体系并反映出相应的道德价值需求为前提。立法阶段要求立法者心中树立起道德信念，坚守道德底线，以道德为纲，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将道德的精神和目标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制定出“良法”。在司法实践中，执法者遇到法律规定的不甚明确时，极易受到道德规范的影响，出现“情溶于法”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在当前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避免道德评价介入司法评判，裁判者要排除道德因素的影响，尊重司法权威，依法严格裁判，维护法治昌明。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深刻认识道德法律化的内涵，客观评价其存在基础，科学界定其限度并不会阻碍道德实现自身价值，也不会拉低道德主体的行为底线。事实上，这是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正确定位，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明智之举，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务实选择。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