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东方西方，“兵法管理”普遍存在，在哲学范畴中，兵法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存在于士农工商中；在心理学范畴中，阴谋和阳谋中有种模糊的阴暗的感觉，随着现代企业日益迅速的发展，各种管理思想都在碰撞，交融。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审视各种管理模式的镜子，兵法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不当，以及其本身的缺陷，使很多企业人士开始思考，如何超越兵法管理，如何融合现代化管理，建立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管理模式。
兵法管理应用的有“道”和有“度”
“兵法管理是一个历史的延续”，爱特沃德公司孙立宇总经理感觉到即使是令人反感的兵法权谋，也不是扬弃就能解决的。兵法更偏重思想性，工具更偏重细节。兵法和现代管理手段是相通的。
“目前很多企业都在学习中国的兵法，希望在管理中运用到兵法的思想。兵法管理是一种管理哲学，一种中国传统思想在管理上的体现。” 复旦大学正大管理发展中心培训部经理李俊在工作中感触到了企业兵法无处不在。
兵法的用之有“道”，主要是要用其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地方。有人说，美国管理讲“法”，中国管理讲“情”，日本管理讲“理”，日本的传统文化受中国影响很深，也普遍存在兵法权谋，但是，他们用之有“道”，将西方管理与日本传统结合起来，变成一种独特的日本管理。中国也需要用之有“道”，建立自己的管理模式。
新加坡中新资产管理公司ceo李峥嵘先生则认为，兵法权谋之用，还得有个“度”的问题，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新加坡，一般企业却很少有以兵法权谋为主题来管理企业的，兵法管理的比重很小。LocALHost李峥嵘认为，现代化管理一定要建立在严格的商业模型上，这里包括经济学、金融学、贸易学等等丰富的学理基础，这个比例大约占到40%；另外就是严格的数据和事实，比如市场调研、产品质量、技术等，占到30%。而一些真正的纯粹的管理，一些理念，大约占30%左右，而兵法管理，可能就是这个30%中的一小部分，在一个合理的现代化企业中，其应用应该是很少的。新加坡，包括日本，韩国，兵法权谋就用之有度。
“兵法很多形式和思想都可以在企业管理中使用，而且可以在企业。内部或外部，管理或执行都适用。”咨询专家柳春明这样认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要以现代管理为主，同时兵法管理等其他管理方法为借鉴， 对于各种管理模式兼收并蓄。
我们如何找到突破口？
一是体制的改革，印度不管如何穷，其环境比中国好多了，印度是先学交通规则，再开车，刚开始好像很慢。中国是先开车，乱开，再制定规则，中国被世界接受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新西兰。此外，中国企业背后有个很大的手，就是政府；也容易扰乱市场。出路很简单，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现代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加强各种商业立法。
另外就是企业治理的变革，中国所有者跟经营者一体，总是要伸手管理企业，还有就是企业家很怕，他请来经理人的时候在能力上超越自己，他就怀疑，他是不是要把我干掉，把这个企业成为他的？他需要忠诚而不是考虑才华，这就有了养育企业*的土壤。当中国的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彻底分割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会解决。*是天下为公，我篡权，天下就是我的但是企业有股权的制约，不像是*，职业经理人再怎么能干，“雄心勃勃”也好，“野心勃勃”也好，都要受到这个制度性安排制约，经营者还是经营者，所有者的地位不会动摇。企业家也就不会总是用权谋手法来对付经理人了。
“世代”变迁的希望
家电企业曾经有个口号，叫“20世纪70年代用顺德人，80年代用广东人，90年代用中国人，2000年代用世界人”，其实，用什么样的人，都会对企业管理带来很大的冲击。
对此，同处顺德的格兰仕总裁助理赵为民很有感触。赵为民很推崇目前流行的“世代论”，第一为红色一代，20世纪20到40年代生，这部分人已经退出社会领域；第二是文革一代，20世纪50到60年代生，这部分人是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掌握者；第三是文革后一代；20世纪70年代生，这一代是新旧之交流，很多人已经是新生势力；第四代是20世纪80和9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在赵为民看来，兵法管理的使用与“世代”大有关联。比如，很多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那时候是“工农兵一体”，像柳传志、任正非等，甚至是部队出来的，他们潜移默化中喜欢使用兵法权谋；像文革后一代，处于新旧之交，既懂得传统智慧，也崇尚西方现代化管理；而新人类，他们出生时，社会环境已经不一样，整个社会走向透明、规范，自然接受现代理念多些，更容易与外界融合。所以，时代的变化，可能也使兵法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发生变化。
类似这种“世代”的融合，还有中外的融合等等，一些mba总与企业搞不好，并不完全是哪一方的错，也在于一个融合。而更主要的，是以现代融合传统，以普遍性融合中国特性，并在融合中升华，最终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