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行农业政策有可能加重我们目前的困境

当最近人们开始重视三农问题的时候，形势似乎更复杂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政策，例如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例如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来考虑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提法；社会各界也普遍重视农民收入问题，这些的确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讨论中似乎有这么一个跟流行歌曲差不多的现象，“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大家手中用的是“旧船票”，很难搭上解决今天农村问题的“客船”。现在出台的有关政策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可能加重目前的困境。为什么这样说？理由如下：

第一，关于增加农业投入。

增加农业投入这个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有效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值得重新讨论。

这个政策安排的出发点，仍然是把当前复杂的农村体制矛盾问题看作是农业生产问题。从80年代后期以来在农村政策的思路问题上，对所谓加强“农业投入”就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政策瞄准的目标并不是合适的。并且，客观上导致从90年代以来，农业的成本每年上涨10%，农业主产品生产的真实成本、亦即“地板价格”，长期在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价格”上运行。

更何况在现行体制条件下，加大农业投入实际上意味着加大所有涉农部门的开支。只要了解基层情况的人都知道，在所有和农业相关的产业领域，凡属赢利的部分均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控制之内；凡属收入为负的部分均在农民手里。因此，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所控制的涉农部门可能会得到投资，而当这些投资要求一比一配套的时候，也就都会转化为农民负担。lOcAlHoST

一般地说，在现行体制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不配套必要的强有力的改革措施，恐怕只能是导致农业成本突然上升，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可见，一方面上下都重视是好事；另一方面，在加大农业投入问题上，两会在讲，政府文件在讲，十五计划也在讲，却惟独没讲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尤其没针对性地讲怎样改革。所以，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恐怕很难达到。最近看到有个材料，山西某地搞的耗资数以亿计的灌溉工程有严重问题，揭露问题的记者反被判了12年徒刑。这个情况我没有调查，但是如果属实，更值得我们注意所谓“农业投入”背后的部门利益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第二，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从目前情况看，有很多地方包括农业部科技司都说农业增加值中科技进步的贡献超过40%，也就是说农业增产主要是科技投入的结果。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农业人均产值、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并不同步增加，科技投入与农业产出的关系似乎并不对应为正值。我们知道科技投入也意味着服务成本，最近三年的服务成本每年上涨超过9%。所以，近几年农民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和服务成本上涨有直接关系。

多年来的调研使我们认识到，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天然地是劳动密集排斥资本和技术，因为在农村资本是最短缺的因此是最高价的，技术和服务都是要现钱的。这样就会导致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分散的不规模经济，投入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二、 农村的真问题在哪里？

直接入户调查的数据表明，最近三年，无论东部、西部还是中部，所有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已经是负值。东部因为是资本密集地区，一部分转移收益相对维持了农村稳定，而中西部地区没有这种条件，出现大量的农民撂荒，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破产。所以，最近才有各种反映，无论是社会学界的陆学义老先生、还是湖北的镇党委书记，都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经济学角度看，危险就在于农业投入产出多年为负值。所以我从1998年就发表文章说农业到了不可维持、农村经济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我们现在的某些政策似乎在加剧这种不可维持的问题。

从现行政策比较看，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连续出现4年的增长速度下降，所对应采取的政策，几乎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出现黄金增长并且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那段政策如出一辙。政策手段真的是一样的；唯独结果相反：

1979—1982年，国家出台了连续调整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农业主产品价格调整幅度上涨了49%，同期大规模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接着落实15年不变。这两项政策在90年代中期重演，从1994—1996年，也是连续3年农业基本产品价格上调105%，比上次增加了一倍；同期我们大规模落实30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那次价格调整和体制调整双管齐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次双管齐下造成的结果如何？我怎么想慎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绘这种现象。总之，同样的政策手段在不同的时代使用，效果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

看来，一般使用政策和一般使用体制调整手段似乎难以奏效，背后隐含更多需要分析的问题，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问题在哪里：

原来我们在实行70年代末80年代初调整政策的时候，农村人口占大体80%左右，农业产值占的比重也比较高。而我们现在农业产值只占17%，用17%的产值所产生的收益和税费，去加强基层管理、为70%的人口提供公共品这本身是不可行的。对这种状况作调整怎么调？刚才王战的发言比较好，提到了城镇化；杨老师的发言提得比较具体，强调了城镇化、户口开放、土地流转等等。但不客气地说，这些也还是老话，80年代反复被强调过，包括有的同志提过能不能通过建立土地金融工具促进土地流转。为了验证这些方面的提法我们在1987—1998搞过试点，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好的原因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当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二元结构条件下，农村三要素中，土地不可能增加只能减少；因为人口在增加所以劳动力不可能减少实际上在增加；资金因为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产出为负值因此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要是劳动生产率不断下滑、投入产出为负值、连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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