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丑陋的、不应该继续存在的！
这样的事，在人世间，其残酷程度是少有的、是极其罕见的、极不正常的！
我说这样的事，也希望；人们在探究农民生活的困苦时，往往喜欢把原因归结成他们的素质低；可是，我说：在这样的局面没有改变的之前，任何指斥“农民素质低下”的论调都应该闭嘴！
是你：先剥夺了人家起码的教育机会，然后斥责人家没有知识；这好比是：先打断了一个人的腿，然后指责他一走一瘸的行走姿势难看！
这里面包含的逻辑是：对受到野蛮伤害的人，你不去谴责加害者，反而去谴责受害人。
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各位说是吗？
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人种的同胞之间，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友善、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对规则（法律）的敬畏、多一点对他人利益的尊重？
八，在我们承诺给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的时候，能不能够给流入中国城市的外地人在教育方面的国民待遇？
在今天我们这个人口流动频繁的的社会，流动者子女的教育同样是件犯难的事。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前几天在一个关注流动子女儿童的义务教育的专题里报道说：在北京，在政府下令大幅度减少征对外地学生的“借读费”的指令之后，一个有孩子上小学的外地人家长每学期依然得为他的孩子支付800元左右的钱，支付得非常吃力；初中阶段得交更多；该报道还说，这样户籍在外、上学在京的孩子，有20万。
中国城市的学校管理者在对教育资源的处置，存在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情况：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出生率下降，城市教育设施出现大量闲置；拥有户籍的城市孩子用不完，浪费着；没有城市户籍的外来孩子用不着，不让用；这种情况许多年一直存在着。幸好现在有改变，但是不够。
在北京石景山有一座供打工者子弟上学的学校，叫“启蒙小学”。不想更多描述校舍的简陋，仅仅说说操场：如果该校全体学生出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学生人均可占的操场面积不到半个平方米。
我记得，有一件与此相反的事情：来自南方周末以前的一篇报道，说：中缅边境，很多云南的儿童流到（一向我们认为贫穷的）缅甸，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一所缅方办的边境中学，中国儿童享受学费、杂费、书费全免待遇不算，每个月还可以得到２8０元的生活补助；学生初中毕业后都可以分配工作，包括银行、电站这些在中国属于白领的舒适性工作。
云南学生“借读”外国，享受国民的待遇；中国人就读于自己的祖国，却受到另类的待遇。
这说得过去吗？
对此问题，北京新民教育研究所的周鸿陵所长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教育是政府提供的公*品和服务；支撑这个服务框架的是国库、是全国人的纳税；一个中国国籍的孩子在国家范围内，无论是在甲地、还是乙地，无论流到那里，他都有权利无折扣、不遭歧视地享受这一服务；他打比方说，就像国防也是公*品一样，享受这个产品服务的，是全体民众；不可把北京人、把某一部分的中国人抛弃到国防的安全防护网之外；这是无条件可讲的。
对照中国的两个教育法，这样的现实从法理上就更说不通了。这里，我只想从国际法视角说问题，比较好。
对我国有强制法律效力的国际人权法《儿童权利公约》28条规定：儿童享有“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权利；缔约国至少实现“全面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所有人“均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九，为了缓解教育危机，我们的社会，可以为这些教育不足者做些什么？
教育部报告说：中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即是说，念到初中、或者念不到初中的人，至少占我国总人口82％的比例；他们的分布的重心，在农村。
上面的这个的数据，是符合事实的；李昌平、焦国标等人从农村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相吻合的。
李昌平说：湖北监利，那个富庶的江汉平原的农村的教育情况：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家乡那个富裕的村子，80%的孩子能读高中；进入九十年代，80%的孩子读不了高中；焦国标说他的家乡河南：当年，我的同龄人每人都是初中毕业，上高中的也占十之八九；现在我们村子里已经好几年没有高中生了，他回老家的那一年，只有３个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个叫“微易”的网友在强国论坛说：我的同龄人，大部分都初中毕业；现在，只有小部分能初中毕业。
可以下结论说：十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在以急剧地、非正常的速度在萎缩。
因为学费贵支付不起，因为上学机会少，因为教育设施简陋，因为师资素质不够，因为家里出现变故失去了经济支柱，因为我们的教育筛选制的误差所遗漏的精英……于是，一个个的孩子，撤离学堂，走向社会。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学的孩子，各有各的原由。
于是：今天的中国，失学者如潮，打工者如潮；于是，这样的潮，击拍着今天的中国。这样的潮，组成的主体，是农民。
教育不公，导致数亿计的人教育不足；教育不足，导致就业的大门朝他们关闭。这是教育不公延伸出的社会不公。在我们今天提出“教育关怀”这一理念的时候，我们想想：对于只受到残缺、不完整教育的同胞，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也纳入我们关怀的视野？
有人说：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技能培训，给他们再充电的机会。这样的说法当然不错。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已经这么在做。但是，我更加希望，我们的社会兴起一种风气：在就业方面、在担任社会职务方面、不对无学历者、教育不充分者，不搞歧视，不划禁区，给予他们平等的、一切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我们的政府正在倡导“*文明”。这么做，就是朝*文明的方向迈进的体现。
那些缺乏学习机会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让不幸的人，永远沉浸的不幸的泥潭里挣扎。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广泛地提供穷困国民、教育不充分的国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包括做国家元首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那些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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