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来说是很有利的。
但是仅有投诉部门是不够的,因为,新政策不能消除在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的难点问题。据记者了解,对于基层的工伤认定部门来说,最难办的并不是认定工伤,而是确认劳动关系。xx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科分管工伤保险的王允才认为:“这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和企业关系的证据,有的甚至连受雇单位的名称都不知道。出了事故之后,调查取证比较困难。我们想帮他们的忙,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他还向记者介绍到,很多农民工不仅没有工资条,而且工友们担心单位报复也不愿意作证。有的企业老板发生工伤后怕担责任,就写别人名字来替工伤者看病。医院有时也难辨真假,而伤者认为有人给出钱看病也就算了,但是当这些人脱离危险期后,企业就不管了。当认定工伤取证的时候到医院一看,原来病例是别人的,老板从中做了手脚,伤者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因素都给工伤认定带来很大的难度。
记者见到王允才的时候,他刚从北京市建筑管理中心回来。就在前一天,四川籍民工李云福的女儿李荣为其父申请工伤认定。2004年7月20日下午六时许,李云福在泰兴中兴建筑有限公司的18里店南桥观筑楼盘工地干活,感到头疼,送天坛医院,确诊为脑室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这类单位不让报,个人来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是难度最大的。我们要先确定有没有这家施工单位,再确定施工单位和农民工之间有没有劳动关系,你知道我们劳动部门没有什么执法力度,这些施工单位也不太配合我们。这不,我刚查到了泰兴中兴公司的电话,先给他们打个电话要他们的负责人过来,不过,根据经验他们一般是不会来的,我还得抽空亲自去工地找。”老王说。
记者还了解到,在xx这个有七八十万职工的大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分管工伤保险的只有老王一个人。因为工伤部门总被告上法庭,所以除日常的工伤认定之外,写答辩书也牵扯了老王大量的精力,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才从仲裁调过来了一个小王。截至今年6月底,xx区已经认定了683例工伤。记者想,如此大的工作量,就老王和小王两个人的编制是不是少了点?
新政策的推行为广大的农民工参保带来曙光。但是,无论经办机构人员数量,还是运作机制都还不适应形势与任务的要求。把新政策落到实处,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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