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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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犯罪门槛的下降？或者，此类犯罪案件数量的增加与犯罪门槛的下降根本没有关系，而只是因为知识产权犯罪本身在不断增长？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法院判决研究的支持。倘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下降的意义何在？难道就只是为了履行我们的对外承诺、缓解外部压力吗？须知，在中国，经济犯罪多以案件涉及金额作为起刑和量刑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起刑点和量刑标准一般会提高。然而由于外部的压力，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为什么不升反降呢？ 三、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下降的原因及其解读
在讨论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下降的原因之前，我们要指出一个现象：近年来，关于犯罪门槛下降的呼声不仅见诸知识产权犯罪，在盗窃犯罪或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讨论中也不时能够听到。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只下调了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而对其他犯罪的门槛不予涉及？这是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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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如果对此问题的回答正像某些权威人士所说的那样，是迫于外部压力，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一连串的。
权威人士指出，2004年底，“两高”通过司法解释，大幅调低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的“门槛”，是美国压力下的产物，旨在缓解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但是，美方的压力并没有因中国降低刑罚门槛而减弱。2005年4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05年特别301报告》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责依然强烈。美国以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然普遍为由，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侵权者的刑事打击依然不力，决定把中国重新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并考虑启动WTO机制解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中国而言，降低知识产权刑罚“门槛”，也许是外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使自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承诺。只要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未能减少，美方很快又会提出新的要求。2007年4月初，“两高”联合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再一次降低了追究盗版行为的刑事责任的门槛。尽管如此，仅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商务部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向WTO提起两起针对中国的指控。其中一项即指中国“打击盗版不力”。美方指出，中国法律体系对保护知识产权设立的门槛过高，大量的盗版碟的制作者和批发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美方甚至提出，为何盗版499张就能免予刑事处罚？对此，权威人士坦言：“应该承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压力和推动下进行的。”②
于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要我们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我们就降了？他们凭什么对中国立法主权、司法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如此横加干涉？为什么美国人偏偏关心知识产权的犯罪门槛而不要求降低其他犯罪的门槛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一点经济学的知识。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是：知识要素丰裕的国家做高端；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做中端；而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则做低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中国目前的禀赋状况是：劳动要素严重过剩、资本要素仍然供给不足、企业制度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家资源高度稀缺、国家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目前在资本要素密集和知识要素密集的产业领域中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的过剩劳动却无法通过国际移民予以消除，再加上中国的自然资源高度匮乏，于是就只有利用外资来做加工贸易，借以达到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加工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在初创时期，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知识产权观念的缺乏，再加上利益的驱动，知识产权犯罪在中国呈蔓延之势。
但是，中国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如此严重，也不全是内因使然，外部因素或曰全球化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全球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是“世界加工厂”，正在奔小康的13亿中国人也是全球厂商竞相占领的最大市场。殖民掠夺、军事侵略、领土占领的时代早已过去，世界市场的瓜分从以商品、资本为主要手段，渐次走到了以知识、信息为主的时代。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一整套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使资本主义渐渐演化成“知本主义”，知识、信息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有资料显示，1997年，知识产权出口收入在美国全部出口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50%。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出口额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货物和服务出口额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前世界产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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