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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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链评估，约80%的工业产品利润集中在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商标、专利许可上；10%在流通领域；10%在加工领域。知识产权的高回报率在信息、生物、材料等高科技产业尤为明显。例如，半导体芯片价格中，原料和能源的成本最多占3%，设备和设施的成本占5%，工人的工资占6%，其他绝大部分属于知识产权费用。而且，前两项成本中转移支付给上游知识产权人的份额也非常高。知识产权、规模、收益已经成为高技术企业生存的三大要件。其中，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决定各国的核心竞争力，决定各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上的上下游分布状态。在全球化的时代，知识产权原有的属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有违其创立的初衷。专有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但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知识产权具有了极大的扩张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日渐模糊而国际性不断增强；时间性本是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的最好限制，但通过期限延长、展期、驰名商标特殊保护等制度安排，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名牌优势在占领新市场、征服竞争对手、剥削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等方面更加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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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知识产权的上述现代属性都是法律赋予的，而且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界贸易组织(WTO、TRIPS)等全球化工具的精心安排，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化侵略的理想工具。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1月号刊登了迈克尔·皮瑞曼题为《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文章，分析了知识产权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发展过程，认为知识产权是大资本在国家力量的保护下，维持垄断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种手段，将破坏科技进步和损害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③因为过度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和垄断工具，沦为经济侵略的手段，新的“知本帝国主义”正日益取代老的资本帝国主义，知识产权贸易变成了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以美国为例，出于美国式的典型功利主义，它之所以指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要求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利益，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厂商的利益和在全球的垄断优势地位。由此，发生在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针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犯罪，因为“相对剥夺理论”而具有了一定的正当性；也正因为此故，美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犯罪。
四、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下降的法律意义
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美国要求中国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其意义主要在政治层面，即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新的全球化手段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在政治谈判中保持强势和高压态势；当然也不排除经济利益，即通过法律诉讼获取高额赔偿。至于他们自己所说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完善立法、改善司法，值得存疑。
在剖析了美国要求我们降低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利益背景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降低知识产权犯罪门槛，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知识产权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这场冠冕堂皇的利益游戏中，大家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美国推动他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合理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外在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国今后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引进国外的技术和投资，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史可鉴的。
清朝末年，为了去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沈家本领导了变法修律运动。沈家本表示：“中国修订法律，首先要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更有朝中大臣皆言变法，称：“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为宗庙计，为国民计，舍此更无他策。”
由此观之，如今中国降低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虽然有外部压力的因素，但就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法治完善等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单就刑事法治的完善而言，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界定犯罪。如同中国的传统建筑一样，中国的刑法给犯罪设定了一个较高的门槛。传统建筑的高门槛其功能在于防范洪水猛兽，防盗防贼，而犯罪门槛的功能在于防止刑罚权过度干预社会生活，同时节约刑法资源，提高刑罚效益。为此，我们在法理上设定了一个从合法到违法、从一般违法到严重违法、再到犯罪的阶梯，这是符合刑法的最后性、必要性和谦抑性原则的。但是如果门槛过高，则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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