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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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追究这些犯有国际罪行者的“个人责任”。在控制国际犯罪的过程中，国际法逐步形成和发展了有关“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在有关个人刑事责任问题方面，20世纪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该国际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公开指控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犯有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神圣义务的严重罪行。根据条约第227条的规定，将组织一个专门法庭，在保证给予被告人以辩护权的情况下，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条约第228—230条还规定了战争执行者的刑事责任以及刑事审判问题。(11)上述规定对于有关个人刑事责任的传统国际法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明确规定对战争发动者由国际性法庭进行审判，第一次对战争发动者以条约的形式进行公开的刑事指控，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规定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君主和军事负责人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
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法庭的审判对于建立和发展有关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法机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继承和发展了《凡尔赛和约》提出的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思想，并将书面的规定变成了现实。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对犯有侵略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的罪犯，根据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进行了审判，追究了犯罪者应承担的个人刑事责任，并在审判中发展和完善了有关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充分肯定了两个国际法庭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纽伦堡宪章和审判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发展。(12)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推进了与个人刑事责任相关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确立了凡犯有国际罪行者必须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
这种国际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区别于国内法的个人刑事责任，也区别于传统国际法中的个人刑事责任。这种责任不考虑被告的地位，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执行上级的命令，也不考虑行为人是否违反国内法。两个法庭所确立的有关个人刑事责任的国际法原则成为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原则。
对国家庇护权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予以限制。要有效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对庇护权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予以限制。纽伦堡审判后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对此有明确规定。例如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种罪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灭绝种族罪不得视为政治罪行，俾便引渡。联合国大会1967年12月14日通过的《领土庇护宣言》明确规定，凡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之人”，不在庇护之列。
承认了国际法上的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分离性和相关性，促进了国际法律责任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法开始承认国家也可能从事犯罪行为。由于以国家行事的个人责任和国家责任紧密相连，例如侵略，往往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从事了行为侵略，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代表西方国际法学说的《奥本海国际法》在1947年发行的第六版中，首次出现了“国家广义的违法行为，包括从普通的违约到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新观点。(13) 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指出，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侵略战争是破坏和平的罪行，侵略行为引起国际责任。(14) 认识到国际法上的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分离性和相关性的意义主要在于：在有关个人责任和国家责任的制度设计上既不能以个人责任代替国家责任，也不能以国家责任代替个人责任。
法治的精髓是正义和公平，体现在刑事责任中则是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因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在承担刑事责任方面有所区别。但是，对于作为国家公务员和国际公务员的个人而言，他们更应该了解和遵守国际法对于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因为国家公务员和国际公务员在代表国家和国际组织行使权力中，他们的行为即可能推进保护人权，又可能构成对人权的侵犯。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为例，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罪行，多半是在战争或武装冲突情况下，呈大规模或组织化状态发生的。因此，在这些犯罪中，身居高位的人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而恰恰又是这些人最容易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逃脱其国内法的制裁。因此，早在二战时期，为了不让那些身居高位而又对人类犯下累累恶行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就规定，“被告之官职上地位，无论系国家之元首或政府各部之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之理由”；《远东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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