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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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11]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12]笔者认为在这种语境下，“证据能力”比“证明能力”更为贴切。
[13]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可以参见何家弘著：《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14]虽然一步认证和两步认证主要是证据学理论上的划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法官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两步认证的方式。例如，根据一份调查报告，48％的法官（71％的刑事审判法官）在实践中主要采用两步认证的方式；69％的法官认为两步认证更符合认证的规律和要求；61％的法官认为两步认证更有助于提高法官的审判技能。参见张素莲、刘艳：《法官认证方式实务考察与分析》，《
证据学论坛》第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482页。
[15]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16]Black’s Law Dictionary（Seven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99，p．48．
[17]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1条中的规定。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67页。
[19]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20]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21]徐志明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22]详细内容可以参见何家弘主编：《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23]（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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