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2](《声无哀乐论》P66)“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2](《声无哀乐论》P72)他将“自然之和”视为音乐之本,只有抛弃人的喜怒哀乐、在非功利的状态中才能体悟到琴声的美妙,欣赏到音乐的美,这与儒家正统的乐论完全不同,从此,中国的乐论有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的音乐思想出现了一个转折。
嵇康一生与琴相伴,琴是构成他诗歌审美意象的重要因素: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0)
“琴瑟在御,谁与鼓弹?”[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2](《酒会诗》P26)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2](《与山巨源绝交书》P38)临刑前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3]P229。琴是对个体美好人格被毁灭的控诉。
嵇康在琴声中诉说着知音难觅的悲哀,排遣着忧思难解的孤寂,洒落着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既在琴声中过着
自得其乐的朴素生活,也在琴声中追寻着与道冥一的玄远境界。他将审美的目光投入现实生活,将玄学的理想转变为现实人生,从而将现实人生变为审美的人生。他不愿做与世隔绝的隐士,也不愿过金玉满堂的豪奢生活: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2](《幽愤诗》P13)
“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2](《卜疑》P45)
他不逃避现实也不脱离现实,就在现实人生中执著地实践着他的审美人格,他的人生理想现实而简单,朴素而美好:“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2](《与山巨源绝交书》P40)他只想象普通人一样,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弹琴、饮酒、赋诗、交友、养生,在朴素的生活中舒展着自己的个性,在平淡的日子里体验美好人生。这个愿望如此普通,如此美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又是对世俗名教不屈的反抗与对自然原则的执著追求。审美的人生态度本是魏晋风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名士风流的表达。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当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来关照时,审美也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审美化了。个体人格以审美的方式体现出超越世俗的意味而成为审美的人格时,便给苦难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安慰。
二、放达之性与自由人格
放达通脱之风由来已久。东汉仲长统可谓是第一个放达通脱之人。思想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在《昌言》中激烈地讨伐了君主专制的罪行,指出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恶果,提倡百家争鸣。他的处世态度颇为惊世骇俗,史载他“性亻叔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4](p394)这种“狂人”的形象与魏晋名士的任诞之气相似,可以说仲长统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放达行为成为魏晋名士任诞之气的先声。《抱朴子》也记载了这种放达之风:“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5](p631)虽然葛洪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种风气,但是这种风气的盛行说明东汉末“儒学已有缺口,儒学只是作为学问或信仰才存在,不再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6](p121)嵇康的放达通脱不是游戏人生,也不是玩世不恭;他是在严肃的人生态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同时又与时代精神、审美风气息息相关。时代的苦难决定了名士人生的不自由,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变幻无常。当一腔热血无处抛洒,满腹经纶一无所用时,士人心态内敛,向内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追求精神境界的高远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种放达通脱也不同于阮籍的不守礼教,他很少用狂放不羁的行为去反抗具体的礼法,但他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却给他的自由人格以巨大的魅力,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他如痴如狂地云游山泽。魏晋时代随着对山水自然美的发现,怡情山水成为名士风范的表现,但如嵇康般“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3](p228)的山水之游极为罕见。山水之游不仅仅是饱览山河大川的壮美景色,他是在遗落世事中解脱世俗的羁绊,在山水自然中追寻玄远之境。其次表现为蔑视权贵,任性自由,非毁名教的傲岸个性。史载嵇康“性绝巧而好锻”[3](P228),这类为风流名士所不屑的俗活儿,他却干得有滋有味。钟会来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面对炙手可热的权臣,嵇康始终冷冷的,“不为之礼,而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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