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 媒介转型 潜规则 制度根源

[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规则系统”[3]。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enforced）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North）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次，潜规则既表现为一种“共识”，也表现为一种“行为”。潜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式成文规则之外的“共识”与“行动规则”。它既可以表现为理念特征，也可以表现为行为特征。在青木昌彦看来，“制度”即表现为“共有信念”或说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4]正因为潜规则基于某种“共识”，因而它才是可实施的。

　　第三，“潜规则”还类似于布迪厄(Bourbieu)所讲的“惯习(Habitus)”或舒尔茨(Schutz)所讲的“惯习化(Habitualization)”，指“为了解决正在发生的问题而被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集合经验地 发展 并采用的行为”[5]。正因为潜规则可能是一种“惯习”行为，因而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点，那就是延续性和渐变性。在《制序、制序变迁和 经济 实绩》一书中，诺思指出，制度变迁是典型的渐进性的（incrementally），而非间断性的（discontinuous）。诺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在社会中嵌存的（imbeddedness）的结果。”[6]制度变迁之所以是连续的和渐进性的，是逐渐演变的，正是由于潜规则这种自发秩序和非正式约束的驻存性和延续性所致。

　　第四，潜规则是一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能够自我维系。赫尔维茨（Hurwicz）和青木昌彦就认为，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符号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不过，只有当参与人相信、接受某种具体表现形式时，它才能成为制度。在此意义上，成文法和政府管制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就不构成制度。”青木昌彦还举例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合适。”[7]因此，潜规则与正式的规则的不同也表现在功能上，显规则不一定能够自我实施，但潜规则显然是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制度，它不需要强制执行，而是以“心照不宣”的形式起作用。

　　正因此，笔者将“潜规则”定义为“对那种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那么从这一点看，“潜规则”其实也是一种正式制度。

　　二、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运行

　　中国的媒介转型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潜规则几乎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

　　早在19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时期，这种“潜规则”就对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到内地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所以我们看到，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在马六甲创刊的。然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却在当时欧美商人聚集的广州出版的，因此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为什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能够在广州出版，清政府禁止传教土在内地活动的禁令会失效呢？这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西方传教士的报刊能打入中国境内，伦敦布道会能将传教基地顺利地移至广州，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修改或者放弃了其管制政策。而是如报史学家白瑞华所说的，要归功于郭士力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不寻常的良好关系”（extraordinarily good pers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8]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式潜规则”的作用。郭士力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旨在其面向西方人的出版计划书中讲得很清楚：“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语言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9]

　　但如何打入内地是个问题，郭士力充分利用了官场的潜规则，通过结交关系，打点相关人物将这个障碍克服了。以至在他的影响下，原本对中国兴趣甚浓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都感到十分兴奋，他们按照郭士力的建议，对清朝官员进行贿赂，从而达到扩张鸦片销路的目的。[10]因此，我们看到，至少从那时起，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就充满了这样的潜规则，即“正式条文”上明令禁止的东西通过变通却能够施行。这种变通之举无疑是一种潜规则。

　　近代的新闻业由西方传入，在没有形成的规范的“行业规则”和“职业准则”之前，中国的新闻业难免存在许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以新闻采写为例，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记者，更没有记者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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