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人”到“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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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果很明确：“造就新人”一直是毛泽东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现代性要优先“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就目前研究看，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独特之处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阐释。
在毛泽东大力提倡“新人”的时候，王实味却提出了相左的意见：“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王实味指出“新人”不能离开自身条件凭空产生，实际上“新人”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在此处。但是如此观点岂不是抹煞了“革命”功绩?岂不是消解了革命目标?断断不可。由于毛泽东在延安的特殊地位，即便受到一些阻碍，他的观点还是在延安文艺界以“座谈会”的形式推广开来，并且促使作家开始逐步认同这一理论(如因写《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被批评的丁玲转而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丁玲多年后如此回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而且影响到海外、未来。每回忆及此，我的心都为之震动。”延安是应运而生的“圣地”，“应该”被“歌颂”为一个与以往历史任何时期都不同的、部分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是解放区文学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定，否则，将受到批评。
从当时周扬与胡风的“现实主义讨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三八节有感》(丁玲)、《还是杂文时代》(罗烽)、《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本来看，几乎没有理论家和作家能够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毛泽东对“新人”的渴求。在延安时期，将并无太多闲暇顾及文艺生产的毛泽东的“新人”理论加以概括、阐释和发挥的是周扬。作为受五四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影响的理论家，与“新人”理论的“接轨”让周扬有许多“隐衷”。周扬号召“写农民”，但是又无法放弃知识分子的趣味，这使他的观点经常处于摇摆之中，至少延安期间是这样。在周扬1946年选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里面，已经出现了一批“新人” ——新女性、好干部、战斗英雄，可以说，他们就是解放后“新人”的最早群像。因此，说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审美风范也并不为过。孔厥的《一个女人的翻身故事》写折聚英小时候以“两斗粗谷子”的价钱换给别人做童养媳，后来参加革命学习文化翻了身，离婚后组建了新的家庭并成为边区女参议员的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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