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析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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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现有国家或者创建新的民族国家。总之，“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了”。公民权同时也在民族内部社会一文化共性联系的基础上，加上了成员间的政治纽带联系，使民族国家不仅呈现出更大的团结，政府也更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得到了提升。
民族主义除了能够确定内部联系，还为确定边界提供了依据。“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的界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哪些应该或者不应该被包含在普通民众的范围之内”。主权强调了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民族则圈定了应该由哪些人构成一个国家。
可以说，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之下，以往国家政体赖以维系的君权神授、对王权的效忠或是传统宗教纽带的力量变得日益衰微。尤其是当工业时代来临时，要求国家更具统一性与效率性，此时“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比启蒙时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更好的统治模式”。
民族国家能够唤起觉醒的大众的拥护，使国家能力得到提升，其合法性开始远远超出之前的国家形态，也激起不断的传播与效仿。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革命运动，尤其是1830年后的革命运动，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自觉“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在此后，为了能够获得合法性，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不少王权制国家也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宣扬官方民族主义，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都曾经推行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无论是否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之下，都必须跟‘民族’保持一种‘有机关系’，这里的民族指的全体居民的集称”。
在欧洲国家纷纷创建实质性的民族国家或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寻求合法性时，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中还宣扬“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换言之，民族性不仅成为国家内部的认同来源，还成为殖民扩张的辩护词，似乎进行一种民族性与非民族性的区分，就能使殖民者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
殖民者在其殖民的过程中，虽然宣扬殖民地不具备民族性，却也将民族主义意识带到了殖民地区， 中国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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