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批判传播研究

　　亲爱的同仁们，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很荣幸能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正如所有演讲者一样，我肩负着三个任务：
　　首先，为批判传播研究的发展微进绵薄之力；
　　其次，为各位建立批判传播研究的核心提供一点见解；
　　第三，为了完成以上任务着重阐述一个主题——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将文化研究重塑为彻底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达成以上目标，我将对英国批判文化研究的建立简要进行评论。此后我将讨论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我将对两种语境下对“文化”的定义给予关注。我还将扼要描述美国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类型。基于美国语境，我将文化研究重新界定为一种批判传播研究形式，并提出四条建议。希望各位能从这四条建议中得到启迪。
　　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的文化研究。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批判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58、1961）、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57）和汤普森（E. P. Thompson，1963）等名字紧密相连，更与二战末期英国的学术动荡有关。在美国学者看来，这种动荡的成果之一便是批判文化研究的建立，这种研究着重强调阶级、再现和生活经验。文化这一术语从“最高雅的艺术、最精深的文学、最训练有素的洞察力”的原始定义剥离出来，这种定义下的文化只有特权阶层能够获得。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作为“生活的全部方式，（人们）生存并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的定义，人类无论阶级、阶层、性别、种族都拥有这种文化。
　　正如美国学者讲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故事所言，这种再定义过程相当激进。当然，随着时间流逝，英国文化研究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我相信我的同仁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能够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我们启迪，因为他们对于该语境下的批判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考：默多克，1978、1995；斯帕克斯，1996）。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同样在二战末期，一种文化研究形式开始在美国崛起。精英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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