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家的史家理想和企业家的政治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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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叶国人自办报刊以来，不断有报人将办报与史家联系起来。梁启超认为，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他提及“史家”，只是为了阐明自己的办报观点，即发表办报人主观见解以引导国民。长期以来，许多人将这段话引作为“史家办报”思想的最重要论据。谭嗣同在论及报纸的时候也将报纸明确定义为“民史”，认为报纸要通过“民口”说“民史”。也就是说，报纸要反映民众的呼声和人民所创造的历史面貌，而不是仅仅做“君王起居注”的官史。和梁启超一样，谭嗣同提到历史的目的最终也是要强调报纸的政治使命。不论是梁启超、谭嗣同，还是当时很多报人，信奉“史家”的落脚点都是政治，与他们要通过报纸来“向导国民”的办报初衷是分不开的。而与梁启超、谭嗣同等政治先锋相比，史量才更看重报纸本身作为历史记载者的功能。他强调的“史家”精神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严谨办报态度，要求报纸记载现实发生的事件、以便能够“留范后人”，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以史自役。摈弃了付诸在报纸之上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回归其本来面目；不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报纸性质，而是回归到记录历史本相——毫无疑问，这种办报思想，在我国文人论政的传统下，在当时“政论一统天下”的近代新闻事业发展时期，意义是破天荒的。
报纸自诞生以来，其基本职能就是传播信息。综观我国近代报业，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或做到这一点的报人或报纸却少之又少。史量才在这方面具有真知灼见，成为我国报业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启蒙者。史量才信奉的“史家办报”及其做出的业务实践，对中国报业发展进程做出的具有重要的转折性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对报纸基本职能、性质等新闻理论的重新建构做出了贡献。报纸的基本职能究竟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还是传者用于政治宣传？报纸究竟应该为受众服务，还是为传者服务？新闻应该是以受众本位，还是为传者本位？史量才的办报思想和业务实践引发了一连串的思考。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中国报业发展进程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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