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及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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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抵得上三个省”。由此可见，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俄国政府的重要性。
盛极一时的中俄贸易对中华语言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使得在俄国本土培养中华语言人才的问题重又提上日程，直接促成了喀山大学蒙、汉、满语教研室的建立。
第三，19世纪初，俄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胜利，欧洲战事趋于平静，俄国渐次积聚起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当时的清政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迅速走向衰落，这种力量对比的巨大反差使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逐渐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因此，加快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培养更多的中国学人才，正是为了适应俄国对华政策的需要。
此外，中国学学院化与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不仅是俄国中国学的摇篮，而且也是俄国培养中国学家的国外基地和大本营。”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条约》明确规定，“每届传教士团俄国有权随行4-6名学生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驻京俄罗斯之达喇嘛、学生等，每届十年换班”。至1864年以前，一共有48名俄国学生来华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可见，传教士团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不仅人数少，而且培养周期长，加之费用高、成才率低，这使得传教士团中国学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之后，俄国外交院、皇家科学院、恰克图华文馆以及一些私立学校虽然也都进行了满汉语教学，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链条的断断续续，体现出俄国中国学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这与日益“密切”的中俄关系是不相称的。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沙俄政府对中国学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因此，加快建立以高等学府为依托的本土中国学教育及研究基地迫在眉睫。
二、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条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科学和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在高等院校教授和学习中华语言文化已成为可能，中国学进入到学院阶段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中国学的学院化储备了师资力量。教师是中国学学院化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教师，中国学的学院化将无从谈起。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为喀山大学输送了第一批蒙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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