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俄国中国学学院化的原因及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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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满语教师：奥·科瓦列夫斯基(KовацевсКий OСил Mихайович)、西维洛夫(Cивийов 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沃伊采霍夫斯基(Bойиеховс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索斯尼茨基(СосНцкий Aд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和王西里(Bасидев Васидий павович)。他们都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著名的中国学家，他们也无一例外都曾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学家不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也构成了喀山大学中国学教育的师资骨干，使俄国具备了在本土继续进行蒙、汉、满语教学的条件，促成了俄国大学中国学教育的诞生，为后继的学院派中国学家开辟了道路。
第二，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为俄国大学的中国学教育提供了实践场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俄国学生要学习中华语言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环境，仅从书本上学习是不能有所建树的。因此，派学生到中国进行实践锻炼，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方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自1715年首度来华至十月革命前一直是俄国中国学人才的实践场所，特别是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传教士团是中华语言人才的唯一实践基地。19世纪下半叶俄国最著名的中国学家、喀山大学东方系毕业生王西里教授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方面有那么大的成就，除个人天资外，与他的中国之行不无关系。
第三，俄国早期中国学家编撰的教科书、工具书为大学的中国学教育在教材上做了准备。教材、工具书是学校教学和教师授课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俄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从俄国中国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编撰教科书及工具书。18世纪下半期俄国有了编写蒙古语教材的第一次尝试，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编写了一部《蒙俄会话》。1831年和1832年，施密特(IHMHT HccaK flxoe)分别用德文和俄文出版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蒙古语语法著作——《蒙语语法》，1835年出版了《蒙德俄词典》。1833年初，奥·科瓦列夫斯基编写了《蒙语书面语简明语法》和《蒙俄简明语法》。罗索欣(POCCOXHH HппapHon KanHHOBич)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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