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的中国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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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毛泽东的政治哲学》(1978)、《关于中国革命》(1992)，以及与马戎(RongMa)、包瑞嘉(Rtch-hard Baum)、G.马修斯(George Matthews)共同编辑的《印度与中国的草根民主：参与的权利》。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大学里的学者对中国的兴趣非常浓厚，许多人转向研究汉语和中国历史，但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专门的职业。K.希(Kamal Shee)在贝拿勒斯印度大学教书，在美国从事研究。他的研究兴趣最初是知识分子历史，并出版了《农民社会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1989)一书。后来，他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印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其他领域。还有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正在考察长期被忽略的领域。例如，M.坦皮(Madhavi Thampi)研究了1800～1949年期间在中国的印度人，S.查克拉博蒂(SreematiChakrabarty)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对印度的影响、知识分子与“文化大革命”，目前主要研究教育问题。S.萨克塞纳(Shahm Saxena)研究了印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反应。其他一些年轻的学者还研究了社会学、性别、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及安全、中印关系等领域。
目前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加强研究者的汉语语言能力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与中国 和中国学者的接触，使用原始资料的能力很受限制，研究工作所依赖的基本是英文资源。档案资料的缺乏也是限制研究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学里，即便努力与依据学科所设置的系融合，分界线依然存在，“区域研究”处于学科系的边缘。西方的学问，事实上大部分是英语继续在大学里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对方法论问题的忽略是传播关于中国的兴趣的绊脚石。比如，“下属学派”(SubalternSchool)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对关于中国的研究产生太多的影响。
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感知始终存在，但是比较研究受到了限制。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在一些领域，如经济政策、管理与政治形势及实践论文联盟*论文联盟*编辑。、知识分子运动、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性别研究、环境、健康政策、电影研究、文学和大众文化，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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