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一种应该从大学中文系本科就开始进行的专业训练。它和所谓 “天生对文学的敏感”或者一般所说的“文学之美”、“人生感悟”毫无关系。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文本出发，同时伴随着对理论的熟悉。细读文本，学会就文本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简单的问题可以有很不简单的答案。从文本到理论及其他（这包括文学史、社会史、文化史），再从理论及其他回到文本，可以说是我治学的信条。论文联盟www.LWlm.Com　　论文联盟*编辑。

　　您在好几本书中都强调了手抄本文化对文学研究的特殊性，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十六岁的“韦氏妓”抄写杜工部诗边抄边改还得到了主人赏识。对很多人来说，无法追寻到“原本”的样貌大约是极为令人沮丧的，进一步说，是否考据学家热衷于考证作品的作者、年代，乃至校勘、正误，这些工作统统都没有了合理性基础？或者说，诗文考证在何种限度上说才是有道理的？如果放弃对“原本”或作者、年代之类确切信息（尽管是虚幻的）的追寻，那么应该将许多作者时代模糊的诗歌放在什么框架内讨论呢？这会影响到对文本的分析和鉴赏吗？举个例子，如果将一首存在多处异文的诗的各个版本并置在一起，不考虑“求真”的问题，那么异文处必然会反映出极为不同的诗意面貌，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判断这些不同面貌呢？

　　田晓菲：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确切信息”的追寻，但是首先要看你怎么定义“确切的信息”，怎么来定义“真”。比如我们没有陶渊明的原本，我们不确定陶渊明用了“望”还是“见”，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确切信息”，这才是“真”。我们当然要求真，不求真，算是什么学者呢？但是不应该“假求真”或者“求假真&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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