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真正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忧患的哲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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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情至不能已，絪緼化作诗”，把这种“情”的语言转化为“诗”的文字是人类最为生动也最为伟大的文字；把这种“诗”的文字写进教科书里，用来对人们进行教育是人类最为生动也最为伟大的教育。儒家了不起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把情和真正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不仅在于提出“不学诗，无以言”，把诗视为人类真正的语言，更重要还在于，在一个诗意荡然无存的时代，在奉诗为“经”的同时，把诗念给人们听，用诗来教育人，使人们在“诗教”中既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又发现了真实的他人，并最终在使人觉悟到、回归到自己是完整的“类”的存在之际，也实现了对人的残缺不全并痛苦不堪的生命的妙手回春的救治。因此，如果说在叔本华那里，诗仅仅只能使人生命的痛苦得到暂时的和虚幻的救赎和解脱的话，那么，在儒家那里，诗所带来的这种救赎和解脱则像生命的痛苦那样恒久和真切。因为，对于儒家来说，就其本性而言，人是一种用诗来说话的动物，从而每一个人都不失为真正的天生的诗人。
※就“文章憎命达”“忧患出诗人”而言，诗人是痛苦的。就诗作为抒发自己郁结之情之欲的“发愤之作”而言，诗人又是极其“快活”的。因此，正如卑贱者最高贵一样，痛苦者也最快乐。故作为“诗人”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不无忧患的民族，又是一个极其乐天的民族。故你既可以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里读出我们民族是那样的愁肠百结，又可以从“人生在世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里读出我们民族脸上堆满着的笑容。在这里，我们与其说看到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不如说看到了我们民族在直面真正人生时的这样一种达观，即：一种真正的人生，是一种苦中有甘、甘中有苦的人生，是一种以痛苦为炉，以快乐为炭，以铸其生命之巨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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