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

　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今天，我国音乐界再次提起萧友梅并在他的家乡举办这样一个学术思想论坛，当然与举国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有关，与广东省、中山市相关单位深切怀念这位出自南国且对我国新音乐发展做出不朽贡献的文化名人有关。而笔者作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者，则更愿意从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这个角度，对萧先生的音乐思想及其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实践做一番综合研究和跨世纪回望，并将我的思考和结论如实写来，供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萧友梅对我国新音乐发展道路之战略设计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西学东渐”而引发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宏观语境下，与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的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我国音乐界同样处在世纪初的转型与重构这一历史性阵痛的过程之中，“20世纪中国音乐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诘问始终萦绕在音乐家们的心头，成为一种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理论情结。持各种不同政治观念和艺术见解的音乐家思想极度活跃，从各自的理论立足点出发，为中国音乐之未来发展探寻路向、寻找答案。故此各种思潮、观念纷纷登场；多种不同的战略构想和理论设计之间相互切磋、彼此辩难、平等争鸣，一时形成理论活动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这些战略构想的主要理论倾向看，大致可将它们概括为“全盘西化”思潮、“国粹主义”思潮和“兼收并蓄”思潮。
　　（一）发展道路之“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主张
　　音乐界“全盘西化”思潮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匪石1903年发表的《中国音乐改良说》 一文，批判锋芒直指古之礼乐和今之俗乐，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高呼“西乐哉，西乐哉”；此后，曾志忞提出“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非大破坏而先大创造亦不可” ，其主张与匪石庶几近之；及至30年代，欧漫郎更提出：“中国音乐目前需要音乐不是所谓‘国乐’而是世界普遍优美的音乐”，并直接亮出“全盘西化&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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