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

　从1949年到1952年，杨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兆龙一直活在忧疑和焦灼中，他始终担心新政权对于他这样的旧法学精英们有敌意。
　　这位拥有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海牙国际法学院特聘比较法学专家等重量级头衔的中国法学界领军人物，曾说服代总统李宗仁释放大批中共政治犯，但在改天换地时，他还是不想留在国内。
　　是他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妻妹，代表中共方面许诺了未来的待遇和地位，并说动姐姐下决心对丈夫说：“你要去美国我不去，也不准你带孩子们去。”于是杨兆龙留了下来，任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兆龙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的南京市首届人大会议上，杨兆龙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他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确保土改依法进行。没料到，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他的建议大为不满，并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
　　“六法”，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法典《六法全书》。柯庆施的批评，至少是暗指杨兆龙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杨兆龙表面泰然自若，但暗地里感觉“形势变了”。
　　然而，不久后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会晤，又让杨兆龙放下了悬着的心。在1950年6月的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正逢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去职，董必武决定直接调杨兆龙继任。
　　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南东吴即是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绍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老东吴法学精英们至今视之为莫大的荣耀。
　　荣耀之外，东吴大学法学院事实上也确实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一个新设的培习法官的司法系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研究生部也恢复了,而且学生入学也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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