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中国文学的“经典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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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
经典问题和话语权力联系在一起对探讨经典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在先秦之时,百家争鸣,各家皆有“经”,而所谓“经”不过是一种简册而已,并不带有后世的权威性、神圣性、规范性。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开始了儒家经学中心主义话语权力的统治。把《诗》、《书》、《礼》、《易》、《春秋》定为“五经”,设“五经博士”。这样,孔子使用的五种教材,就在政治权力的介入下,具有了权威性、神圣性、规范性,成为了今天意义上的“经典”。
一部经典,背后既然与政治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那么也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隐藏于政治权力下的话语权的激烈争夺。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的双簧戏也无非是为了巩固自我话语权。《学衡》杂志对《尝试集》的批评实际上使其也成为建构主导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和文学规范合法性的论争场所。新旧文化的斗争最终以新文化的胜利而结束，“五四”文学志士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碎了旧的文学经典，从而确立了自已的文学经典。
一部文学作品在成为经典的过程中，也需要与主导话语权的部门相妥协，从而取得合法地位。如在1997年年终,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出乎意外地把奖项给了《白鹿原》的“修订本”，而不是原版。其中的一条原因是原版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一些见解,关于‘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陈忠实随后进行了修订。从这一事件中不难看出主导话语权力部门在其中的作用，这势必会在《白鹿原》经典化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影响。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其背后的权力相关联，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境遇却不一般。那么文学经典构成要素仅仅是背后的权力因素吗？真的如西方某些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所言，它并非由于作品本身有任何内在的因素或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社会上少数权威人士的赞同，加上编辑、出版商等商业行为的促成,才攫取了经典的地位?这显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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