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学批判(上)

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时至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1.27％。显然，这个简单的数字，决不仅仅表明我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是意味着一个曾经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大国，从此步入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历史阶段。然而，对于这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文明“福音”，怀有百年现代化纠结的国人，并没有显现我们曾经想象的释怀迹象。对此发表评论的多是社会学家，而且大多持有忧喜参半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一篇名为《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社会冲突将加剧？》的质疑文章，它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其中包含着政府拔苗助长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带来的最大隐患是将来可能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问题”。①如果我们搁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那么不能不承认，它从某个意义上折射出我国社会学家忧喜参半的深层原因。
　　这里令我深思的问题是，文学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标志，似乎出现群体性的失语现象，而且这种失语并不是偶然的精神现象，你只要检视一下近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便不难发现，当代文学的城市想象明显滞后于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编辑：www.ybask.Com 。
相比之下，西方作家自从19世纪开始，一直在质疑日益膨胀的现代都市：喜剧现实主义和浪漫现实主义，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商业城市的贪婪；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揭示了工业城市对人性的损害；后现代主义则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后工业城市的洞见。②长达两百多年的城市文学批判路径，由外在现实到内在自我；思想向度则从怀疑启蒙理性到质疑个人主义，再由自我危机发展到主体解消。可以说，阅读西方城市文学就是阅读西方现代文学史，而阅读西方文学史也是阅读西方现代思想史。从思想层面看，西方现代思想似乎经由文学城市批判抵达了自我消耗的终点；但从文化层面讲，西方文学的城市批判对于遏制某些社会危机滑向社会灾难，起了难以估量的文化效应。
　　我知道，中西现代城市文学并不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为西方毕竟拥有三百年多年的现代城市历史，但是这种比较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学尚有较大的表现空间。其实，无论我们对于现代城市抱有怎样的理性认识和价值情感，整个城市化的社会趋势是无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