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自杀训练”看日本教育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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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生自杀后，滋贺县警方于去年10月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发现该男生自7月下旬到自杀这段时间里从自己的邮政储蓄账户中取过三次款，共约12万日元。加上几次从父母钱包和亲戚商店里偷的钱，该男生在自杀前总共花去了约40万日元。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该男生在初夏时被人看见在学校内遭到凌辱，并“被恐吓”和“被迫用银行账号取钱”等情况，于是推测该男生可能遭到同年级其他学生的凌辱被迫用钱来“消灾”。
据调查，该男生与几名凌辱他的学生原本是朋友关系，暑假时曾经一起出游并一起玩游戏。由于该男生在短期内花去如此多钱，当时男生的父母也曾经过问此事，但男生谎称是用钱购买学校乒乓球队用的球拍和游戏软件等。警方估计，该男生可能是去年夏天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恶化并遭到凌辱，想用钱来缓和双方关系。
今年2月，自杀男生的父母向三名凌辱儿子的同年级学生、学生监护人和大津市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约7720万日元。但是，三名被认为凌辱该男生的学生均否认，称他们是在“玩游戏，不是在凌辱男生”。而大津市以“与（学生）自杀没有过失责任”为由拒绝赔付，于是男生家长与校方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全国调查报告称，去年明确的学校凌辱事件比前年增加了6.7%，达到7.76万余件。尽管很多受害家长都要求通过诉讼来获得真相，但对于作为被告方的学校来说，往往鲜有积极出示于已不利的证据。而熟知“凌辱自杀”审判的独协大学教育教授市川须美子指出，“受害家属所要求的莫过于事实真相。虽然由外部人员组成的第三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最为重要，但法院也需要根据老师和涉嫌参与凌辱的学生的法庭证词对定论作出相应更改。”
大津市市长越直美在7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要对事件重新调查。并成立相关者参与的调查委员会。”此次她明确表态，市里终于开始认真对待此事
7月17日，第二次辩论在大津地方法院举行。尽管只有36个旁听席，但一大早就来到法院门前争抢旁听席位的民众达341人，竞争如此之高，足见民众对于学校内凌辱事件的 关心程度有多高。不过，法院这次明确说明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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