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自杀训练”看日本教育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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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发出的求救信号反应淡漠。
不用说，学校是向正处在成长期的学生们提供学习指导和生活指导帮助的一个集体场所，但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须保障学生的安全。类似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师的不成熟和许多学校关于保护学生的体制不健全。而在大津学生凌辱自杀事件发生后，日本全国各地法院相继对学校发生的凌辱事件进行了审理。自杀学生的父母孤立无援地向政府申诉的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教育委员会形同虚设
学生自杀之后，大津市教委在凌辱问题上的调查和信息公开不全等糟糕的表现备受指责。不仅仅是大津市教委，日本的教育委员会制度也遭到批评，称教委尽管在制度上负有地方教育行政的最高责任，但除了主管教育的委员之外，其他委员并非全日制，而是兼职，因此，教育委员会实际上形同虚设。凌辱自杀事件让日本教育行政上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大阪市市长桥下彻7月12日对大津市教委的做法予以强烈批评，称大津市教委是“脓疱中的脓疱，是教育委员会制度功能丧失的典型例子。”在事件发生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除了全日制教育委员、大津市教委秘书长泽村宪次出席之外，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人员全是教委事务的官员，而大津市教育局局长和其他官员并未出席。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提出政治参与教育行政相关教育条例的桥下彻认为，教育行政由事务方主导，责任所在模糊的行为令人怀疑。尽管桥下彻存在“与政治介入有关”的不同看法，但他声称要加强地方领导对教育行政的管理职能，明确责任所在。
通常，日本的教育委员会给人以事务局的印象，狭义的教育委员会是由地方领导任命的5名教育委员组成。作为与地方行政相独立的机关，教育委员会在教育方针和教育措施方面具有决定权。在此次学生自杀事件中，尽管越直美市长在处理死者家属要求赔偿的诉讼中表达了协商解决的办法，但泽村提出了反对意见。
大津市教委也有五名教育委员。泽村和另外一名委员是 教师，其他三位委员分别是医师、私营业主和公司职员。除泽村外，其他四名委员都是兼职上班，报酬按日计算。在大津市，兼职的教育委员每日报酬为2.35万日元。
据大津市教委称，此次凌辱学生事件相关的调查结果是以召开“勉强会”的非正式会议向教育委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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