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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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药方能发挥多少功效却是未知的。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是多级的，存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差别，如若离开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似乎有奢谈之嫌。
综而述之，现代性面对后现代性的诟病是维护由于而反思不足，而后现代性则是批评有余而建构不足。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从现代性壁垒中冲出了现代性的建构者哈贝马斯，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但是危机已经产生，而要摆脱危机要求社会活动参者由对抗转向交往、对话。因此对参与者来说，首先，“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其次，“它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再次，“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6]。基于这种主体间性的交往能力和条件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可以规避的。后现代性阵营中的杰出代表是福柯、德里达等，他们不仅寻求纯粹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猛烈地抨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或叫做建构更为妥当。“解构”的基本精神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总之，他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话语权征战。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风靡全球之际，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置身事外的，因而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剧烈碰撞的激流之中。但在现代性已经初具雏形的19世纪，中国依旧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这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注定中国文化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番阵痛。于是一场以商品贸易为媒介的，而事实上是由资本家们的利己心所怂恿的贸易战争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遭遇既是一场偶然的邂逅，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现代理性认为它能操控一切，而资本的本性则是寻求价值的无限增值，因而它必须到处开拓市场、寻求奴役对象，于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注定要不期而遇。这次邂逅的结果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l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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