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也受到威胁。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少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总数有所减少，他们是农村社会中的边缘群体。

2.土地流转：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

以往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认为，个人的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种族、性别等和自致因素，如受教育水平、个人资质、努力程度、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人职业获取和地位的流动，而市场特质、社会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革命等则会影响社会成员整体性的职业获得和社会流动。在土地流转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个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达致的素质和资源仍然会影响农民的职业地位获得，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体制转换和地权制度变迁将更深刻和急剧地影响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整体性流动，而作为地权市场化改革实践的土地流转已成为农民职业获得、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土地流转有理性选择下的土地流转和非自愿的强制的土地流转，前者可使农民转变职业，实现上向社会流动，而后者则会使农民失去最后的生存保障，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

（1）土地流转是农民实现上向流动的社会阶梯。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从土地转出看，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使转出土地的农民得到稳定租金，摆脱土地经营的周期性束缚，长期实现远距离的空间流动，自由地转向非农职业，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向流动；另一方面可使城郊农民让因城市化而升值的土地的增值价值变现，一方面可以获得丰厚的地租收入或股息房租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转向非农经营或非农职业，实现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向流动。从土地转入看，土地流转可便利转入土地农民从事产业化经营或规模生产、扩大规模经济效益，使原先从事简单农业耕种的农民转变为拥有广阔农田的农场主，由原来生活空间仅限于本村社的农民转变为生活空间和生活际遇远远超越村落社会的"有产者"，实现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地位的上向流动。

（2）土地流转也可能是部分农民下向流动的社会阶梯。

自觉自愿的理性选择下的土地流转必然会使农民实现上向流动，因为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中，必然会创造出比不流转更多的价值，换言之，土地流转事实上是进行制度改进以获取更多收益的过程（贺振华，2003）。然而，被迫的行政强制下的土地流转也可能使农民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因为这部分经理性权衡后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农民大多缺乏职业转变的技能、资源和机会，他们除熟悉简单农业耕种外别无生存选择的机会，因此他们现在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保障。无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前提下的非自愿的土地流转只会使一部分农民的生活际遇倒转，被推到极端边缘的地位。

3.土地流转时期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

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和内地大城市的城郊社区已基本形成了上述包括精英阶层（顶层）、中间阶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弱势底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框架，欠发达农村随着集中土地价值的再发现和土地流转的推进，也将逐渐形成这样的或类似于这样的阶层结构。关于这种已经或正在形成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态势，还可做如下简要讨论：

农村总体性精英阶层形成。首先是农村权力精英在土地流转过程利用法律制度的模糊性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他们还会利用现有的权力地位将其在土地流转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地位和机会进一步制度化和合法化。也就是说，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一方面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孙立平，2004a ：286），另一方面使自己的权力进一步显性化和制度化。其次是精英联盟。代表农村经济精英的外来公司农业老板和农村自生的农民企业家在入主农村、集中土地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与权力精英竞争和博弈，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准入，经过反复冲突与磨合后，经济精英为赢得政策支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便利，认识到必须与权力精英和谐共处、利益与共；权力精英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机会以及选举政治的支持，也

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经济精英的合作。这样，乡村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达成了稳定的联盟。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关系一经达成将会设法维持这个总体性精英集团的规模与边界，排斥其他社会群体的介入，以控制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土地流转引起农村职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和阶层结构的变迁，但土地流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孙立平，2004b ：81285）。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农村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首先是不同阶层居住区域的分离，处于顶层的乡村干部和公司老板大多拥有豪华的别墅，中间阶层往往聚居小区，弱势底层则孤怜地分散在凋蔽的边缘村落。其次是各阶层开始有不同的衣着、出行方式和休闲娱乐场所，有不同的话语空间和社交圈子，也即开始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是一种无形的阶层边界，也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二是农村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差异的拉大和内部同质性的加强必然强化阶层内部的认同感，从阶层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意识。三是农村阶层流动开始减少。弱势底层由于自身具有的资源和可以利用的网络极为短缺，已几乎不再可能通过政治忠诚和民主选举进入乡村权力集团，也不可能经由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挤身为经济精英，即使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当农业工人也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中间阶层也因为总体性精英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和他们在周围构筑起来的潜在屏蔽制度而难以实现根本性的阶层跨越。阶层流动越来越限于阶层内部，比如，精英内部的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转换，当然模糊的作为整体的中间阶层内部仍可实现有限的层间流动。

教育取代土地流转成为农村流动的社会阶梯。土地流转是特定制度变迁时期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一旦土地流转和集中到一定阶段，它作为农民实现流动的社会阶梯所具有的潜能也已释放殆尽，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社会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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