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也逐渐常规化，教育作为现代农村社会的重要流动机制的地位开始突显。关于教育与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关系，布尔迪厄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即教育既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布尔迪约，转引孙立平，2004b ：94）。但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现代社会，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这就是说，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双重影响，即它一方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孙立平，2004b ：95）。

显然，教育对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具有这种双重效应。农村底层社会的相当部分孩子可能受底层文化的顽固影响而使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总让他们阈于其生存的阶层中，只有少部分底层社会的孩子才能跳出这种阶层再生产的循环。但会有相对较多的农村中间阶层的孩子在家庭赞许性期望下获得文凭，并利用其接受教育期间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其他偶然机会，实现阶层流动。尽管教育作为主要社会流动机制发挥作用仍将受诸多制度的、非制度的因素的限制，也尽管许多制度的、非制度的因素仍在影响农村社会流动，但教育必将作为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影响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四、土地流转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重组过程

上文以地权制度变迁为主线分析了作为地权制度改革实践的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影响。尽管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市场转型就曾根本性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但不可否认地权制度变迁，特别是其中的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关键性意义。

解放前，土地是农村社会分层的中轴，地权转换决定性地型塑着当时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解放后到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前这段历史时期，土地公有制和地权不能流转使土地作为分层中轴的地位为政治身份制度所替代；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开始实行到土地流转逐渐兴盛之前这段时期，均分地权的制度变革加速了职业分化和社会流动，重构了农村社会分层结构。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由以市场为取向的城乡改革和以此为契机的城市化所推动的，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城乡改革和城市化是在农村地权制度改革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它们又反过来推动了地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即土地流转。尽管1984年开始推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时就已经从制度上规定了地权流转的可行，但真正较大规模的、有影响的土地流转是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的。

它一开始就成为继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或由其推动的市场改革以来加速社会分化和资源重组的又一重要动力，一些农村社会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实现了阶层地位的上向流动，也有些农村社会群体则因先天不足而沦入底层社会，较原来进一步边缘化，还有一些成员极少的社会群体借制度性的权力和以此织就的社会网络以及区位优势，垄断和控制了更多的社区资源和机会，形成和巩固了其超社区的精英地位。可见，土地流转又一次实现了农村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流动和重组，是一个农村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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