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张力加大，十分脆弱。有的学者借助于西方的“社会精英”理论，根据中国不同群体占有的资源领域，将当前的强势群体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有的学者主张五阶层说，即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阶层、私有阶层与管理阶层，或将社会成员分为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般管理人员阶层、工人农民阶层、自雇佣者阶层五个社会阶层。很显然，这些划分的依据已经从新中国建立初期考察其与现政权的内在紧密关系向一般性社会资源占有的形式方面转变。

其三，利益关系逐渐取代身份因素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诱因。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是“身份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依据“城乡户籍制度、干部身份制度、所有制身份制度和单位体制被区分为不同的群体。社会严格按照“身份体制”优先秩序有差别地分配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利益成为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这里的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在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成为当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为中国主导性的经济整合机制，利益分化的过程开始，利益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以四个深刻来描述和把握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进入了利益或利益博弈的时代，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来源隐性化、利益矛盾凸显化的利益格局将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性诱因。

其四，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趋势成为社会结构不稳定的危险信号。通过以上社会分层的学术性分析，可归纳出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一是上层实体化和下层碎片化。上层阶级逐渐成为“实体”，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结盟的现象有增无减。二是中间阶层艰难成长。中间阶层是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区，理论上一个健康的结构依赖一个稳定的中间层。而当下整个社会无休止的“逐富”倾向和无预兆的“返贫”现象，都使得这个中间层的壮大举步维艰。三是阶层结构边界日趋刚性。表现在：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二、产权、资格证书等排他性因素增加。三、各阶层居住地的分隔，使得教育成为生产阶层差异的推手。四、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独特性形成，各阶层内部的联系网络日益紧密，生活方式与消费的分层日益明显，等等。这些特征提醒我们，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须是我们避免和疗救的重点。

二、人民政协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其适应性和复杂性可以从它为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发起、产生和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证明。但既然是基本政治制度，其含义就不是指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具体制度，而是指在总体架构中关系全局，具有长远的战略地位，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这一制度应该是国家政权产生的基石，它的历史来源和现实基础都应该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根据上述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讨论，我们不难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与政协制度产生的历史状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提醒我们，政协制度的长期发展和与时俱进，必须在深刻审视当下社会环境的前提下才能继续。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社会基础进行历史和理论的梳理，方可提出我们针对当下的制度创新举措。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理解，不仅需要从宪法和法律层面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更要求针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梳理新形势下政协制度的社会基础。

历史地看，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依据。

经济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其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各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出现了一个中国独有的异乎寻常的显著特点，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分别由两个途径出现了两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是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依靠外国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而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既包括封建小农经济，又分别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这种非单一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非单一性，既包括封建的小农政治思想，又分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因此，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即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阶级基础。

政治上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政协制度思想政治基础。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由于新式教育和留学运动的蓬勃兴起、西学东渐局面的扩大、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立宪思潮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兴起，直指清朝的反动专制统治。巴黎和会上几个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新文化”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了，西方人价值观的优越性坍塌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摒弃前人在数十年中顶礼膜拜的西洋、东洋楷模，重新寻找新的学习榜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的多样性，即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君主立宪政治方案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共和政治方案并存；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治统治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的以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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