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12/201296yishua164847.shtml，于2013年6月5日访问[2] 昃晶雯：《各就各位：司法公信的迷失与重建》，载《山东审判》，2012年第4期。

[3] 舒小庆：《论我国信访制度的法治建设》，载《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4] 周佩敏：《大陆法系行政判例的法理学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学位论文。

[5] 钱超：《论民意表达的价值》，载《中共山西党委学校党报》，2008年第6期。

[6] 吴英姿：《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农村基层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45页。

[8] 赵旦：《公众参与司法之界限》，载《江苏法制报》，2012年11月13日，第002 版。

[9] 2010年，出于量刑统一、同案通判的考虑，某省高院向全省法院出台了量刑规范化意见，并要求对15种常见罪名必须制作量刑评议表附于卷宗。量刑评议表是法官整个量刑过程的再现，有效地归置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遗憾的是，案件的当事人却无法看到量刑评议表。

[10] 薛海明：《情感对判决影响几何》，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5月27日，第002版。

[11]贾宇：《权威与公正：法治国家司法之本》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2月12日第005版。

[1] 吴革：《中国影响性诉讼—影响中国的十大名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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