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是指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两个革命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中国白银净流入，中国商品净输出；山西票号为这两个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中国却没有很快进入工业社会，而且连山西票号也垮台了，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清政府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 一、山西票号、山西银行 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龙游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当然，在国外，有的山西金融机构直接注册名称就叫银行，如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朝鲜挂牌“合盛元银行”。 据1909年日本出版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记载：“汇票庄俗称票庄，总称是山西银行。据说在一百多年以前业已成立。主要从事中国国内的汇兑交易，执行地方银行的事务。”“原来，山西人在中国人中朴实勤奋，再加上山西有大量的铁和盐等物产，财力丰富，因而在中国各省无一没有山西商人的影子的。这些商人，经常在商业界崭露头角。这就是山西银行的势力形成的原因。”“天津的山西银行，也就是票庄，有下述二十六个字号……”（山西地方志资料丛书之九《山西历史缉览》，山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7年）。LOcalhOsT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在最上层信贷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小镇。山西银行常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事实上，这些金融机构虽然最初是经营单一的金融业务，比如，当铺经营消费抵押贷款；印局经营短期或临时小额信用贷款，借款还款要盖印；钱庄经营钱币兑换；账局经营贷款业务；票号经营异地款项汇兑业务。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很快也经营了别的金融业务，存、放、汇、兑综合经营，当然还重点保留着各自的传统业务。所以，在广义上，用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代表山西商人在明清时代经营的各种金融机构，包括当铺、印局、钱庄、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来说，都是可以的。狭义上的山西票号是指山西商人经营的以异地款项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 二、商业革命 在世界历史上，16世纪-18世纪（明弘治十三年——清嘉庆年间）的300多年间，世界贸易的发展对经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在这个时期，商业扩张，市场扩大，商品关系和商业组织飞速发展，重商主义思想形成并发展，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前奏曲，是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历史上称为商业革命。商业革命的标志，一是国际市场的形成；二是货币金属与商品数量比例变化引起的价格革命；三是企业组织制度的一系列创新；四是适应商品交易扩大和企业扩张的金融革命；五是重商主义的出现。 商业革命是从13-14世纪就开始酝酿的，在中欧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首先发展起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路线的转移，欧洲进入了商业革命阶段，直到工业革命及工业社会的产生。中国的一些城市，如长安、开封、并州、杭州等，在唐、宋、元时商业同样很活跃。15世纪以后，即明、清时期，北京、广州、平遥、汉口、苏州、杭州等城市商品活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被经济史学界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商业革命，它与欧洲商业革命是平行发展的。这场商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城市化的发展。一位西方学者在回顾18世纪以前几个世纪的情况时，对当时的中国作了一个总结：“中国的经济已经商业化了，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经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如介入跨地区贸易的钱庄、字号和商会的成长，以及地方市场网络密度的增加，企业家才干的提高。“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前现代化的最后三个世纪里，涌现出远比以前多得多的私人经济组织；这里既有量变，也有质变。特别是，乡村工业通过愈益细密的市场网络而得以协调，城镇工业通过这个网络而获得原料和顾客并形成大批雇用工人的新结构”（佛兰克：《白银资本》，第299页）。费正清先生说：“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些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方的需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层都还有层层的掮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国内外有很多论著对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市场商业的革命性变化讲了很多，而对亚洲方面，比如中国市场的发展，只讲南方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北方市场的发展及通过陆路对欧洲贸易则谈得比较少。其实，中国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明代北方的商品化、城市化发展，与明朝北部边防建设有一定联系。当时长城沿线驻军80余万人，军马30多万匹，每年军需物质供应浩繁，政府实行开中法，以食盐贸易特许权，带动了物质北上，推动了农业的商品化。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先生在他的《山西商人研究》一书对此有比较详尽的研究。我在拙文《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也讨论过当时北方商业贸易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明代宣府镇“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庄、苏杭罗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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