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潞州绸庄、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棉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宣府镇志》，嘉靖版，卷20）。至于北京，更为可观，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华教授1961年实地考察，“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成立于明中叶的很多。如山西平遥颜料商所建立的颜料会馆……当在明万历以前。……还有山西临汾、襄陵两县油、盐、粮商建立的临襄会馆。山西临汾纸张、干果、颜料、杂货、烟叶等五行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亦称临汾乡祠）。山西临汾商人建立的临汾西馆。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碳、烟袋诸帮商人建立的潞安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陕西关中商人建立的关中会馆等”（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 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00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00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00万卢布以上，1796-1920年（嘉庆年间）增至600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123万张，各种毛呢11000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60％，19世纪40年代贸易额有时超过60％，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参见拙文《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贡献》，《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9页）。 1821-1850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同上）。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北部边境，政府管理得较松；而在东南沿海，由于海上不靖，所以管理较严，很长时间只许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但是，实际上民间公开的或*的贸易在当时是无法管住的。 另外，中国商人介入国际贸易有一个特殊的渠道，这就是纳贡贸易。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把亚洲历史看作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边陲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相联接”（转引自佛兰克：《白银资本》，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一种藩属纳贡关系，这种纳贡关系的基础是商业交换。也就是说，纳贡与贸易是相联系的一种共生关系，日本等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长期是靠纳贡使团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同时，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商的迁徒，与这种贸易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滨下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纳贡贸易，还有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从而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它从这个网之外大量吸收商品。据说，中亚商人经常带着仿造的公文，冒充*使团去“朝贡”，其实是从事平凡的贸易活动，利玛窦就说过这类事，明朝官方文件也承认这些活动。浜下认为，纳贡团有一种地理等级：第一层是北方的朝鲜、日本；第二层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最后是葡萄牙和荷兰。“天朝”是天下的中心。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殖民地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边陲关系，构成了中国对外的贸易关系。总而言之，整个纳贡与地区间贸易是以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种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也联结着比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参见佛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9页）。 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易数量的扩大，硬币的缺乏成为世界性问题。中国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在格雷钦规律的作用下，银贵铜贱，法定1两白银等于1000枚制钱（1贯），后来高到一千数百枚制钱才能换一两白银。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和黄金被源源运向欧洲和亚洲，硬币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又出现了价格革命。 在商业革命中，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创新。在欧洲，合伙企业、特权公司、特许公司、股份公司相继出现。在中国，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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