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距离越拉越大。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已经讨论了一个世纪，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需要强调：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这些话，并不是本文的主题，还是回过头来说山西票号的垮台。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垮台的原因，说法很多。有人说是外国银行的入侵使山西票号失去了市场，让外国人挤垮了；有人说山西票号没有按现代银行办法改造成股份制银行；有人说山西票号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均是农商，没有现代眼光；有人说山西票号与政府结合过于密切，政府垮台它也垮台，等等。这些原因都有道理，特别是山西票号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产生，随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是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上的。但是在后期，尤其咸丰、光绪朝，它与官吏和政府结托，大揽政府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走向异化，导致与意大利热那亚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一样走向垮台。我自己也有多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见拙作《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现在看来，如果找一条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山西票号没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制度创新。山西票号的产生是金融制度的创新，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是金融制度的创新，但是自从将视野盯住官场，与政府和官吏结合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丰厚利润后，通过金融创新去寻求发展就显得不再重要了。按当时的情况，票号在金融工具、银行账务、资金来源、资金调度、组织管理、企业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假如能抓住改革机遇，进行制度创新，跟上时代的变化，山西票号的某些企业可能失败，但山西票号或山西银行决不会全军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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