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最近在《读书》上成为一个话题，自六月号以来陆续有 文章发表。伦理学是古之显学，经济学则是今天的显学，有时甚至被批评为“经济 学帝国主义”，观察两者在今天的关系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况且这一问题还涉 及到我们今天社会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解释之道。所以，我现在也想借这个话题 谈一点阅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体会。 斯密一生的主要著作就是两部：一部是《道德情操论》(一七五九年初版)；另 一部就是奠定了近代经济学学科基础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七七 六年初版，下简称《国富论》)。斯密被视作是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同时又是一个 重要的伦理学家。一些经济学家引斯密为典范，认为经济学家也应关心道德问题， 也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斯密只是个例外。 斯密的著作读来亲切有味。斯密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伯克在对《道德情 操论》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书中的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述平易而生动，表明作 者是一个具有非凡观察力的人，能使事物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评论不仅适 合于《道德情操论》，也适用于《国富论》，只是前者主要观察人们内在的情感活 动，而后者则主要是观察人们的外在经济行为。斯密与康德一样终身未婚，一生也 大半在学院里和书斋中度过，但从其书中却可看出其知人甚深――知一般的人性和 人心甚深，这种知识构成了他展开理论阐述的一个制约性基础。 斯密早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过英国文学的课程，还爱好过诗，不过，他具有无 须等待社会上作出判断就领悟自己失败的辨别能力(其生平可参见约翰?雷《亚当? 斯密传》，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LoCaLhosT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天职是在学术，在一七 五○――一七五一年，他讲授过一个冬天的经济学，这份经济学讲义中已经有了自 由贸易的思想。不久他又获选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随后转任道德哲学 教授。按照苏格兰大学当时的学科分类，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则包 括四个部分：(一)神学、(二)伦理学、(三)法学、(四)*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 当时“道德哲学”学科的广博性，以及对教授所要求的知识的广博性。可惜这全部 “道德哲学”的讲义原稿都在斯密的坚持下，让他的朋友在他逝世前烧毁了。后来 出版的《有关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只是一个学生听他讲第三、四部分 的课堂笔记。当然，《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就是从他第二部分的讲义中发展出来的， 而在第四部分讲义中，也包含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胚胎。 这四部分的具体内容怎样，它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它们是否构成一个体系？ 据斯密最喜爱的一个学生米勒说，斯密在第一部分中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特性， 以及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其时社会还没有那种“ 上帝死了”的震撼和挑战，神学的地位和内容主要还是沿袭，这方面看来并不是斯 密注意的重心所在。第二部分我们从《道德情操论》可以看出，这部分内容是一种 较严格、狭义的伦理学，而尤其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心理学或心态学，但它仍然 主要是围绕着行为的适当与合宜性，围绕着正义与德性展开的，而并非全面地论述 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灵最高境界。第三部分即法学部分，据米勒说，斯密在这部分详 尽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亦可说是一种涉及*制度的伦理学，而 其中也包含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史的内容，斯密遵循了孟德斯鸠的方法，在公法与 私法两方面，追溯了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的法学演进，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 法律和政府的改善的演变。而在第四部分即*学部分，斯密考察了那些不是建立 在正义的原则上，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 富强和繁荣为目的的行政法令，探讨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建制有关的各种 *制度。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第三、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伦理学的主体，这一伦理学 包括个人道德(突出地表现于情感)与社会伦理(突出地表现为法律)两个方面，只是 前者尚偏重于个人伦理学的一个方面，而后者有些内容如法律社会学的内容是在伦 理学的范围之外。这也基本上符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另一方面是德性的形而上学原理。康德的体系形而上学色彩远 为浓厚，从内容到方法都更重视理性，重视逻辑的推演，这与重视情感、经验和观 察的斯密相当不同。相同的是，他们的学术都有努力脱离神学而独立的倾向，不过 康德主要是为理性争地位(可参见其书《系科之争》及《仅仅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斯密是为经验和情感争地位。重视哲学思辨的康德伦理学是从一种形而上学的 基础推出，而重视经验观察的斯密伦理学则向经济学延伸或者说“扩张”，前者较 缺少经济学的内容，后者则没有明确的形上学的基础。 斯密也确曾想过要系统地阐述法律和*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变 革，其中不仅涉及正义，也涉及其他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他说他的《国富论》 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收和军备问题上是这样。他在一 些著作和书信中，也曾把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合称之为“我的体系”。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的、包含四个方面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令人神往的 一种体系，它既有向上和纵深的维度，又有向法律*、经济等社会制度的横的延 伸。经济学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是包含在第四部分“*学”的范畴 之内的，而“*学”又放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所以，今天我们在《关于法律、 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读到后来发展为《国富论》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论警 察”的一篇中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但当时的学科分类情况就是如此。斯密自己比 起重视《国富论》来似乎也更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仅是 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 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重要的一 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 贯穿始终的，正如《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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