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计算过？（3）所谓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及全国的派生收入”，据说包括了食宿、特种服务（指如饭店的总统包间，特种参观游览等）、旅游观光等。据说估计在奥运会准备期7年当中，每年旅游者可以增加20％，旅游收入每年增加2 0亿美元，7年140亿美元左右，接近1300亿人民币。奥运会期间再增加100万人，50亿美元，相当于400亿人民币，仅仅由于奥运会增加的旅游需求为1 700亿人民币！且不说特种服务按此种估算已经被包括在食宿和旅游观光中，也且不说对运动员和辅助人员的食宿是支出而不是收入，竟然“奥运会期间再增加100万人旅游，50亿美元”？一般奥运会的运动员加辅助人员加记者充其量也就4-5万人，另外97万从何而来？住在何处（北京奥申委承诺了2万多个房间）？难道为其增设一次性宾馆？这97万又为什么将在北京化掉人均5000美元？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结论是几成经典的“奥运会在某些小国创造的收入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但在中国每年只能够提高0.5～0.6个百分点。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奥运会对于北京经济的拉动非常大，但平均到全国就不大。”这样狂热的结论，其实是说北京将有1/4的就业人口在以后7年为奥运而服务，其实是说中国gdp增长可能跳跃到8。4%以上，而“奥运会在某些小国创造的收入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其实也就是说，我一顿饭吃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这顿饭超过了我的体重！不可否认，“奥运经济”将极大地改观北京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也将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但目前“奥运经济”的泡沫化，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无疑只有损害，而对冷静直面“入世”的冲击则多少是喧宾夺主。 预测之四：行政性内需激励手段将渐渐褪去光环，何去何从的中国经济在“热宏观”、“冷微观”的矛盾前面临四大挑战。挑战之一：财政政策如何转型？目前，如果考虑到连续增发国债所带来的内外显性债务负担、地方和基层财政中日益积累的历史债务，以及金融系统中的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基金等庞大的隐性债务负担，那么中央财政的负担已经日渐沉重了！目前高达4500亿的财政库存资金也表露出：可供财政选择的项目储备正日渐稀少，那么财政政策如何转型才能摆脱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捉襟见肘？我们建议财政风险不能由中央财政一肩担，必须尽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负债和举债制度。挑战之二：金融风险如何释放？目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据称已经步入下降通道，但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却在逐渐积累之中，估计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中仅有约20%投入了实质经济，其余则仍滞留在股市吹大泡沫，而被寄予厚望的国有股减持也正在危险的走味中。先为国有企业融资，再为社会保障体系体系融资的沪深股市能够支撑多久？高处不胜寒的风险必须释放。我们建议对待资本市场不能只融资不重组，要么沪深股市加速向规范的真资本市场转变，要么以创业板为依托创立真资本市场。挑战之三：国有企业“脱困”之后向何处去？国企在万众瞩目中财务指标有了很大改观，尤其是2000年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了140%！国企基本脱困的誓言如期兑现。但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攻坚战政府已支付的成本大概相当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期间实现的全部净利润的8倍，大概可按帐面资产买下其中约一半的国有企业，未来还必须付出的花费，恐怕更难以计算。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生产，其财源除了收税就是举债，因此更令人担忧的是：谁为中国国有企业的脱困的现实和未来买单？我们建议党政和企业必须分离，国企改革须控有方略，退有尺度，企业应负担的责任仅在于合法经营和合法纳税，舍此无它。挑战之四：如何正视收入分配和有产阶级？如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则世界银行《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显示，中国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为0.38。2001年“两会”中有代表提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如以五分法来衡量收入分配，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四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贫困的农民阶层、城市失业待救济阶层、增长中的城市白领阶层和极富裕权贵阶层已渐成轮廓，目前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温铁军博士对此忧心忡忡并引用了一段警示语言：“在中国，农民做得成奴隶的时候便是顺民，如果连奴隶都做不成了便是暴民”。我们建议宏观经济虽然“带病”却必须增长，只有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增长中才能舒缓和化解盘根错节、激烈冲突的旧矛盾，适度增长将是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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