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

改革的影响也很重要。在经济发展顺利时，内部反对的声音会弱一些，如果经济出现波折，或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反对的声音就加大，社工党内部的斗争也趋向激化。 1972年春天，伴随着经互会国家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的谴责，匈牙利报刊也陆续发表文章，把经济体制改革说成是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把对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指责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到斯大林模式。这次进攻直接导致了1972年11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的进行局部调整和紧缩的决定，以及1974年3月20日中央全会人事上的大换班。党内反对派的掣肘，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延缓了改革的步伐，丧失了价格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的最佳时机。党内的斗争和掣肘不仅影响了改革，也动摇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搞乱了群众的思想。卡达尔的优点是善于团结，以善于妥协著称。但这种优点的另一面就是，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敢坚持原则，朝令夕改，政策左右摇摆，结果就是付出惨重的代价。三、处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难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难题，无论匈牙利的改革还是南斯拉夫的改革，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未能突破。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企业获得较大自主权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有些情况下，旧的管理方式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又占了主导地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企业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利润率、价格等信号相当敏感。但国家对企业财政约束和信贷约束都是软的，企业不是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价格的途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企业力图通过提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而投入品价格提高时，又可以从国家取得补贴，80年代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相当于gdp约30%。企业的自我约束集中没有形成，在扩大投资和增加工资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的加剧。南斯拉夫在实现工人民主管理企业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方面却没有成果，用社会契约代替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颁布以后，国家在纠正市场拜物教的过程中，由于不愿意使用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用自治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偏差，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即契约拜物教。协议和契约包罗万象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首要形式。在这种拜物教形态中，一种多少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用联合劳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几乎可以在现在完全排挤市场经营和国家调节。结果造成了非计划、非市场的局面，使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由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商品流通的协议和契约，往往立足于民族和地区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这就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在本地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而努力，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了资金，而且使统一的南斯拉夫经济形成分裂。80年代，除了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资金外,各共和国间几乎没有资金流动，维系南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共和国之间形成市场壁垒。由于利益的限制，协议和契约的参加者都想从中取得好处，许多联合劳动组织经常利用关于价格和发展的协议，垄断一定的市场，并结成垄断同盟。市场和价格的垄断影响了正常的市场发育，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增长，加剧了企业之间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不合理差别。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自治企业和社会*共同体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签订的，从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中体现的局部利益往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矛盾，它们很难统一在一起。同时，契约和协议并没有约束力，而且在实践中环节过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障碍，就难以达成协议，也难以保证协议的履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削弱不能说与南斯拉夫的分裂没有内在联系。四、经营者阶层的异化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厂长经理等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异化为一个有独立利益的特殊的阶层。这是东欧社会主义瓦解的极其重要而深层的经济原因。科尔内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指出：在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经理们成为更加有影响力的力量，并且他们能维护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利益，在后来的后社会主义阶段亦是如此。1988 年，匈牙利是第一个通过了所谓公司法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这部法律，国有企业可以商业化并转成现代公司形式。1990年以后，新的私营企业大量涌现时，越来越多的部门倾向于合并和兼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管理者与独立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者的社会学团体--在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角色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最终这些人一起形成了商业阶层。从执行计划指令的前温顺党员队伍中逐渐产生了今天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当然这个阶层也有新人加入。这个领导层的转轨在数十年内进行，没有受到较大的干扰，在90年代转轨加速。科尔内无疑是将这一异化作为正面的因素加以肯定的。经营者阶层的异化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副产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分权模式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从理论上对改革实践进行了概括与阐释，成为指导改革的重要经济理论之一。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首先提出了分权理论。布鲁斯以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决策和个人消费决策等三个层次上的决策集中程度为标准，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分为四种类型：**主义模式、集权模式、分权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认为，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而当时社会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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