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

家中普遍实行的国有制，即集权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的社会所有制，并且是一种较低级的胚胎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区分社会所有制与国有制是分权模式的理论前提。选择分权模式的目的是赋予国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特征，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能够符合社会所有制的两个基本标准：(1)对所有制对象的处置必须是为了社会利益；(2)所有制对象必须是由社会来加以处置。分权模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 -- 集权模式的区别在于：集权模式在中央和企业两级均采用集中决策方式，只是在第*，即个人消费决策上采取分散方式，而分权模式将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分散化，即由企业主要依据市场机制自主决策。由中央和企业分别掌握宏观经济决策权和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权的经济运行模式，即是分权模式。他提出，分权模式并不是否定或变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在现存公有制基础上的体系内，经济运行机制对经济条件的适应。社会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的新阶段,也必然要承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采取企业与中央分权的深刻根源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使然。采用分权模式的目的在于：克服劳动的异化，消除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和对立。其实现的根本途经是建立社会所有制。但是，在分权模式的具体设计中，它与集权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将部分微观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企业，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首先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作为一种经济机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也首先表现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早在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就明确指出了西方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象并加以阐述。他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伴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乃是二十世纪中头一个重要变化。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权膨胀及经营者侵占所有者权益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日本的经理革命。所谓经理革命，就是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经理阶层凭借其经营者地位，逐渐以职能资本家的身份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中，资本家阶级日益分为所有者（投资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两大阶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人格化表现。在日本，作为职能资本家的经理阶层，经过长期的经营，打破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家族资本垄断日本经济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家族资本集团与个别资本家的新资产者阶层。由经营者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占造成的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南斯拉夫和正是在最早采用分权模式的国家，分权结构的不稳定性最先表露出来。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杜尚?比兰契奇在1973年发表的《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 -- 1973)》一书中指出：六十年代开始前，*结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而后，特别是从1965 年经济改革起，社会进程日益使经理和专家治国论者执政。工人自治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把*结构论者管理经济的权利夺过来，并交给工人集体管理。但是,转移给工人集体的权利，大部分是转给了工人集体中的领导集团，而很少交给直接生产者。这种并不完善的自治概念获得了一个*思想的合法称号，即所谓的专家治国论结构。可见，比兰契奇在当时就已注意到了，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的动机与效果并不统一。而这种现象，正是分权模式的逻辑矛盾在现实中的反映。其它一些东欧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波兰著名学者雅罗舍夫斯基在80 年代中期指出：技术贵族-官僚主义的管理体制逐渐使直接生产者不能再对经济、社会-*决定施加影响，并削弱了代表机关和工人自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促使了全民所有制向私人集团所有制的转化。经营者阶层在分权过程中崛起。伴随这一过程，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比兰契奇写道：在管理阶级与工人群众分开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社会差别和发财致富的过程。形成了某种所谓的中等阶级。根据某些研究人员的估计，我国约占人口总数的 2％达到了高度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中等阶级的标准；约占10 ％的人口（即工资最优厚者）接近这个水平；另一方面，2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线之内。事实上，实行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将70 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 ，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然而，两权分离可能导致的社会结果，即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却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独立的经营者阶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家队伍的扩大，它冲破了财产世袭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仍是一种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情况则复杂得多，两权分离可能既瓦解了国有制，又未带来社会所有制。正如科尔内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营者直接成为*制度剧变之后商业和经理阶层的候选人。从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的直接转变为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家，成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在本书第7章中提到的自发私有化阶段这部分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卡达尔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十分注意不伤害两个社会基础：经营者和普通群众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分化使这两个基础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经营者希望通过经济制度的变化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法律的形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固定下来，而普通老百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宁愿相信国有企业人人都是主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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