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中国经济学者的创造力,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创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时没有一个曾使用过田国强教授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仅阻碍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因此,余甘冒洋学究之敌,效法吾师陈独秀,首倡中国经济学革命论。9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主义是在非常狭隘的视野中产生的。我们知道,柏林墙的倒塌导致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终结,这是许多人包一些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科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不会想到,柏林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胜利,而是它陷入终结危机的开端。让我们首先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美欧和前社会主义集团的统治地位谈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统治地位的形成是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有关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统治地位形成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鲜为人知的则是, 1945年,在反共的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曾经对美国经济学界所存在的异端经济学进行了围剿,这使后者在当时几近灭绝。埃里克·s·赖纳特写道,冷战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一场乌托邦的战争,正如科林·克拉克指出的,“理论”被错当成“科学”。这是一场发生在“好人”与“坏蛋”之间相对并不复杂的科学战争,就像那个时代的西方电影一样。在这场战争中,市场不被视为“好”即被视为“坏”,这导致经济理论的两极化。因此,经济学逐渐进入一种纯意识形态领,正如琼·罗宾逊和其他人所断言的,这种意识形态隐藏在假设之中○15。但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之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是在两种不同版本的李嘉图经济学之间的战争○16,换言之,他们是在同一根藤上所结出的两个苦瓜。正如埃里克·s·赖纳特指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今天基本上仍然是李嘉图静态谷物理论的形式化○17。苏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这与李嘉图经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李嘉图,而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则具有静态谷物理论的性质。因此,正是这种共同的起源,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都无法处理多样性、新知识的创造、质变、报酬递增和企业家精神,而熊彼特所批评的“李嘉图恶习”在这两大理论体系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在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中是经院哲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则表现为演绎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因此,对于巴黎大学的伯纳德·格瑞恩来说,正如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一样,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因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与竞争和市场无关,它是一个“苏联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型,有一个仁慈的拍卖人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愚笨的价格接受群体○18。这难道就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所谓非常坚实的基础吗?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与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在冷战时期所进行的乌托邦战争基本上属于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战争,而这种战争则完全使达尔文主义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被边缘化了,不仅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创造性的发展,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改革理论的发展外,作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在我国至今仍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在这种背景之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性质就可想而了,它所奖励的对象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这不仅助长了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泛滥,而且对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内部的乌托邦战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冷战的牺牲品和新思想的绊脚石。至于美国许多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系也大都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控制,正如约瑟夫·哈勒里在对法国学生的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评论时所指出的,“麻省理工学院自身却培养出了这样的个体,他们斯大林主义式地努力把法国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垄断奉若神明,拉丰和泰勒尔即是其中的两个代表”○19。因此,如果张军教授的建议被付诸实施,中国经济学界将完全丧失自主发展经济学教育及创造新理论的可能性。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自己的国家,即使外国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2005年去世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曾指出,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而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难道经济学高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更是如此吗?
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一文中,笔者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为么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在更优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该文中,笔者曾简要地提示以下因素可以对此加以解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统治地位,异端经济学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新的世界观发展成系统化的和成熟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制度化,主流经济学对异端的排挤和打击的制度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欧国家不存在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对新经济学的需求等。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大一些,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另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历经坎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异端经济学与西方科学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截然异趣,但与中国源源流长的文化传统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草创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来说,它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的概括。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是其主要特征。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原子本体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实体所拥有的特征都独立于与其他实体的联系,个体尽管在形态上不同,但却完全是同质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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