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中国经济学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这种新型的视野和想像力带入到仍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理论经济学之中,从而开创中国经济学时代。但是,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可能至多有个别的人会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然而,正如怀特海所指出的,“假如我们从绵延几万年的全部人类历史来看,新时代的到来往往是相当突然的”○29。因此,想像不仅可以避免我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毫无思想准备,而且它也扩大了选择的集合,并使创造性的行为成为可能。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综合是由波茨和笔者分别独立提出的○30,综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一套能被人们系统学习的知识体系。目前,当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之时,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仍付之阙如。当异端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进行批判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经常以这种理由进行回应:“异端”没有一套可以与“正统”相比肩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体系。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 21世纪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为经济学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31。现代演化经济学是以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新范式,因此,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过程中,它应该更广泛地吸收系统论、自组织和复杂性科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行径相反,这种综合也要更广泛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在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中,如何处理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加以讨论,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马克思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马克思的利益关系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自不待言,但就他对技术和经济动态的强调而言,无疑也是属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熊彼特的技术竞争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因此,我们在一些西方异端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发现马克思的深刻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其次,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他未经批判地采纳了前人的一些理论和观念,这就使得他的理论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牛顿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某些缺陷。例如,马克思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人类行为的理性假定,而这个假定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辩护中为什么严格地遵循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逻辑。正因为同样的原因,笔者在前表中把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传统区分开来。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最大的贡献是在科学哲学方面。批判实在论是近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它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植根于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批判性地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并使之更加明确和一致,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学派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目前已经成为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综合的科学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先驱,正如坎特指出的,“我们现在可以自信地确认马思在思性的一位先驱”○32。如果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国内外大学科学哲学教科书中很难发现马克思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批判实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就具有重大意义了。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创造性综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指导。然而,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本节的讨论仍没有触及到本文的核心问题: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这种传统的创造性综合是中国的经济学革命?本文以下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本节让我们先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或更具体地说从思维模式谈起。瑞士经济学家多普菲也谈到了经济学研究的两种传统,“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理论类型,一种假定理论陈述是普遍有效的,而另一种则拒绝普遍性的假设,并坚持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在方法论的讨论中,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律则的(nomological)方法或普遍规律的(nomothetic)方法,经典力学和主流经济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术语可以对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第一种方法的统治63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地位。然而,正是第二种理论形成的方法论道路演化经济学有关○33。英文术语nomological如何翻译,仍有待于讨论,笔者翻译成“律则的”是借用了唐力权先生的术语,其含义是,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对真理的追求受规则概念所宰制,是对合乎律则或“机械必然性”的追求。例如,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等受制于严格的和固定的规则,具有“机械必然性”。○34那么,如何为第二种理论方法加以命名呢?多普菲在一篇文章中把它命名为“演化的”○35,这也是演化经济学家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命名。但是,多普菲发现,许多自封的演化经济学家仍然倾向于忽视第二种理论方法的实质,因此他在该文中把这种方法命名为“历史惯用的”方法。多普菲认为,律则的方法外生地处理了先前的条件,并在理论讨论的过程中武断地应用了这些条件。相反,历史惯用方法则把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在观念上的要素与关于事件的理论命题结合起来,并且强调它们在理论上的统一。这种分析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36。贾森·波茨评论到,历史惯用方法要求有关“历史”的观念发生转变,倾向于采用“脉络(context)”这种更抽象的概念,“脉络”这个概念考虑的是维度性,而不允许考虑连续性○37。据我所知,多普菲是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深有研究的少数几位经济学家之一,多普菲和波茨在演化经济学中也是最早提到论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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