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在哲学中被称为实体主义思维模式。第二,还原论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对所有经济现象的解释都从这种原子化的个人行为出发,否认整体(如宏观结构或社会环境)部分地成为个体行为的原因,因而它无法处理部分与整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现象。第三,公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指从一种(或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运用演绎逻辑,推演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在科学史中,这方法被称为笛卡儿—欧几里德思维模式。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业已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研究纲领形成于边际革命时对经典物理学(或经典科学)的类比和模仿。经典物理学是以机械原子论为基础的科学。

无疑,经典物理学是科学,但这种“经济物理学”是科学的吗?这个问题姑且不论,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是:经典科学是唯一的科学吗?正如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所指出的,人类的科学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途径:机械原子论的和有机整体论的。这种看法目前已经被科学界较普遍接受。一般认为,机械原子论是西方世界在17世纪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它是西方传统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中,西方科学传统中又诞生了系统论或有机整体论的现代科学新思维。机械原子论的思维特征是还原论的,它是以形式逻辑体系和可控实验为基础的,而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特征则是“相干性”和“非局域性”,它是以对整体的多方面的和整合的理解为基础的○20。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发现机械原子论在中国思想中全然阙如,“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1。因此,笔者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从科学创造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缺乏西方的传统科学思维,但有机整体论的科学思维以其传统的方式在中国一直存在着并仍在发展着。按照唐力权先生的看法,机械原子论是自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反映,而以怀特海为杰出代表的“界面性思维方式”则反映了现代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22,以及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当属目前这种反实体主义思潮的先驱。唐力权指出,做了大半辈子数学、物理学教授的怀特海对物理学革命中所诞生的科学新思维当然是了然于胸的。但正如李约瑟和唐力权所相信的,也是怀特海本人所猜想的,西方思想中肇始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中经黑格尔和恩格斯的61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发展,而最终在当代怀特海哲学中达到顶峰的有机主义传统很可能(当然是部分地)在中国哲学中有其渊源,它的姗姗来迟则说明,东方智慧与西方思想乃是互为镜像的:他们彼此的发展既并行却又相悖○23。因此,当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在20世纪与西方新的科学思维相遇之时,李约瑟评论说,中国这种有机整体论的传统保存了“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李约瑟的这种看法得到了普里高津、卡普拉、哈肯和托姆等著名科学家的赞同。笔者曾对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之间惊人的相似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24。结论是,与机械原子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化模型不同,型态模型则是有机整体论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中国原发性科学传统和演化经济学中发现同样的模型就不足为奇了。演化经济学中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和波特的竞争优势“菱形”模型等都是典型的型态模型,这些理论所赖以产生的系统的和有机的方法毫无疑问当属中国科传统。然而,虽然演化经济学的这些理论影响很大,但却无法纳入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思维的教科书之中,而这些教科书目前仍统治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育。相反,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在很大程度上却是西方思想中反实体主义思潮的产物。例如,凡勃伦所创建的老制度学派就是建立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但老制度学派的研究纲领是先天不足的,正如霍奇逊在谈到美国老制度主义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时指出的,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及其后继者从未发展一种后来由摩根、亚历山大和怀特海等建立起来的“突现”哲学观,这对老制度学派的发展是灾难性的○25。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唐力权先生的研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已经逸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并开始进入中国原发性的思维模式,那么,想像就会像黄昏时的猫头鹰一样再次展翅遨游!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终结》这本小书中,曾经指出这样的事实:在“公元前一千年”的“轴心时代”曾出现了某些“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通过反思的、批判的以及甚至可以称为“超越的”途径,把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的文明联系起来。在“轴心时代”,人们发现了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一种新型的和积极的视野与想像。这些“少数人”已不再仅仅是阐述他们文化中的既定“规则”的“文化专家”。即使他们继续接受这些“规则”,也常常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由轴心时代所奠定的问题意识会以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此后所有高级文明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之中。○26按照雅斯贝斯这种“世界历史尺度的”思考类型,回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到引人瞩目的“北京共识”,遥想21世纪“中国崛起”的创造性冲动,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文明是否又开始进入一种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界)将会同时出现许多“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他们将创造性地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优良基因,通过创造新的文化而激发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学革命愿做这个时代到来的报春鸟。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经济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文化创造的产物,而时代精神和文化创造则是以想像力为前提的,中国经济学革命概莫能外。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指出,“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先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像○27。有意思的是,这种想像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现,而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观察事物,而这个角度的来源不能从这门科学原有水平的事实、方法与结果中找到时,那么,这种想像也许会重新进入每一门已经确立的科学发展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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