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这个概念的,因此代表着西方经济学界在这方面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所引用的唐力权先生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论述是他在1974年和1976年写成的。“尽管《易经》中所蕴含的思想的复杂性不允许任何轻描淡写,但从当代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时位‘相关的’存在概念,在此基础上,由于场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综合而成为可能的动态的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或境遇主义得以确立”。○38“生活是一种因应事态非机械事态———形式逻辑、数学和机械皆属后者,机械事态完全受制于规则;生活因不受制于严格、固定的规则,故不属于机械事态。任何一种生活样式的实现都是一种需要因应策略的创造活动,而所谓‘因应’,是指完成某一目的的巧妙技术,而非只依照规则来行事。因此,因应必然受制于脉络;而且,因应的斟酌未必———事实上很少———能有一个最佳的应付办法(请与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和‘最大化’相比较———引者)……西方心灵受规则概念所宰制……中国心灵则受制于存有的脉络关联性……因应主义和脉络主义确实是中国文化的表征。”○39按照中国思维模式,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是在脉络与情境的因应策略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陈述在其有效性上要限定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难不是典型的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吗?但是,多普菲关于第二种理论方法的论述却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维度,这反映出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不完。正如魏特指出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同意,演化经济学的解释框架能够处理新奇是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40。但是,作为一种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框架,演化经济学目前的这个定义是不全面的,它虽然正确地强调了新奇惊异对其研究纲领的重大意义,但对人文关怀却重视不够,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利益关系、民族、伦理道德和文化阐释等语焉不详的重要原因。而按照唐力权的看法,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以关怀为取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意义性/重要性的哲学○41,“创造性(创造主义)”与“意义性/重要性(人文主义)”是《易经》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42。因此,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就是以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为纲领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杂交性的综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何谓创新?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所谓创新就是现有要素的新组合,这是演化经济学对创新最基本的定义。按照中国科学思维模式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创造性综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但对于这种新的经济学,我们应该如何命名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这个名称可能是更为适当的,它是在众多经济学流派基础上诞生的,但又不同于这些流派;它既是国际上通用的名称,但又是中国的。与主流经济经济学反思与创新学的律则或普遍规律的方法相反,我们可以把这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按照《易经》的思维模式命名为脉络、情境与意义的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还原论思维和公理化方法的研究纲领相反,演化经济学则是由方法论有机主义、层级因果论思维和实用化方法所构成○43,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只能另文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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