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料对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与其它一些国家进行了比较。在改革以来的较短时期内，我国居民财产的增长速度、财产差距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尽管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性与其它国家相比仍不是很高。这一状态的出现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居民财产的高速增长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只有在体制转轨这一背景下才能深入理解我国居民财产的快速积累以及财产分布不均等的急速扩张。
经济体制转轨有多种途径影响到居民财产增长及其差距扩大。首先是财产“化公为私”的转移过程加速了居民财产积累，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别性分配和分配不公问题，导致了居民财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权力和腐败因素的渗入，强化了经济转轨产生的财产分配的不均等和不公平。其次是体制转轨可能会导致居民储蓄行为的改变。企业改革的推进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前者导致失业下岗增加，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而后者使居民为使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实际支出数量大大上升，并产生了居民支出方面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增强导致居民财产储备增长，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由于我国仍处于市场化初期，资产交易市场刚刚建立，资产价格急剧上涨，如股票价格在股市建立之初的暴涨以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这也将导致以货币价值度量的财产数量快速增长。同时也应注意到，金融资产在居民总财产中占有较大的份额，也是中低收入人群财产积累的重要形式，而金融资产收益乃至于存量变动与股票等资产市场波动具有密切的关系。资产价格过度波动对于低收入人群具有更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对于资产价格缺乏足够信息导致投资行为的被动性，资产价格上涨时不能充分享受到资产增值的收益而资产价格下跌时却往往成为资产贬值的受损者；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由于受到资产总量限制从而更加难以构造有效的投资组合策略以实现分散风险的目的。因此，维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与公正性，将会有助于形成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财产分布。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缺乏“中产阶层”。“无产者”或“低产者”仍占社会的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暴富阶层，而且人数增加和财富增长都是超常规的，中产阶层的扩展却处在相对停滞阶段。
相比而言，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程度是基本稳定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整套调整财产分布的政策与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高额的收入累进税、财产税和遗产税对居民财产的再分配起到了很大的调控作用，也有效地抑制了整个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财产分布过度不均等的趋势。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发达国家形成的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财产稳定增长对于稳定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差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居民财产数量增长、分布不均等演化的事实并不能对这些变化给出价值判断。如果需要探讨这些变化是否合理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那么更需要理解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崇尚与保护，社会观念对个人财产的认同等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的比重，成为收入分配、财产分布相关政策调整所力图促成的目标，但从结果来看，迄今仍未实现这种转变。观念形态与制度环境对居民财产的分布特征也将具有重要的影响。就基本政策取向来说，不应当抑制居民财产演化的储蓄性因素，而因体制转轨造成的居民财产的非储蓄性变化则应通过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消除或调控。此外，对照其他国家的经历，我国居民财产差距总体上仍将表现出继续扩大趋势，在这一过程中，缩小财产分配差距的再分配措施应逐渐纳入议事日程，如通过开征物产税抑制少部分人群财产的过度增长，征收遗产税减少因继承性原因造成的财产分配不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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