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挤出效应进行验证的仍然是社会福利与公共决策领域的学者，这可能与titmuss的影响有关。例如，frey and oberholzer—gee：把外在激励挤出内在激励的观点应用到了nimby项目的公众支持问题中，证明当拟选址地的居民广泛存在强烈的公共意识(即愿意为了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而牺牲部分私人利益)时，引入货币补偿会导致项目建设支持率的下降；在瑞士进行的关于核废料站的公众支持调查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当提供货币补偿时，支持率从50.8％降到了24.6％，而在原本拒绝项目建设的居民中，只有1个人表示提供货币补偿可以改变其决定。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果是由于外在货币奖励对居民的内在激励(公民意识)的挤出效应而导致，作者通过用个人风险偏好、负经济效应等因素对支持项目的决定进行回归，证明居民的决策是理性的经济行为；同时，还通过调查问卷排除了上述结果的另外两种可能解释：居民面临货币补偿时拒绝项目建设是为了得到更多补偿的策略行为，以及把补偿看作项目危险程度标志的信号。其他类似的研究证明了挤出效应也存在于劳动力市场、儿童日托、航空公司、免税等多个领域。

二、内在激励的经济学应用

(一)内在激励对最优合同的影响
代理人不关心产出、努力具有负效用是传统最优合同理论的基本假设，引入代理人对任务本身的关心必然对合同设计产生影响。如何通过合同设计来最大利用代理人的内在激励，甚至在代理人不存在内在激励时把委托人的外在推动内化为代理人的内在激励，已经成为合同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自双因素理论以来，管理学已经看到了内在激励对提高工作效率的巨大作用，并提出工作丰富化、授权、目标管理等方法是激发劳动者内在激励的良好方法。我国国内目前对内在激励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这一管理学领域。
而在西方经济学领域，随着内在激励和挤出效应的引入，最优合同理论也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相关探讨。如aghion and titolet指出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承诺影响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并讨论了委托人特征和其所掌握信息的状况对这一承诺的影响。murdock则构造了内在激励对最优合同影响的理论模型，指出内在激励导致了代理人的交易得益(gains from trade，即代理人从任务执行本身获得的效用)：交易得益的存在使得某些货币利润为负的项目成为可能，委托人则以实行这些利润为负但可以带给代理人交易得益的项目为代价，换取代理人在其他项目上更多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关于委托人如何在内在激励存在的情况下选择最优合同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如何激发代理人的内在激励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而这一研究对于经理人的薪酬设计、医生的激励机制设计等多个领域，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内在激励的匹配效应及其对生产率的影响
如果说挤出效应对最优合同的影响仍然局限在某个经济个体内部的话，内在激励导致的匹配效应则把其影响扩大到了整个经济体：通过机制设计，例如选择市场竞争或公共供给，使得具有某种内在激励特征的代理人和相似的任务或委托人达到匹配，将可以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besley and ghatakt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规范的数学论证，文章把存在内在激励的代理人称为“自我激励的代理人”(motivated agent)，同时把整个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以利润为导向的部门，以及以某个使命(mission)为导向的部门。在对两个部门的不同激励合同设计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在使命导向的部门，可以通过适当引入竞争，让多个委托人各自选择不同的目标或使命，代理人则通过职业选择实现与自己目标最相似的委托人相匹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文章以非营利组织和学校为例说明了这一命题的应用意义：非营利组织往往能够吸引有类似志向的志愿者为其服务，并且最大化发挥其内在激励，这是ngo具有竞争优势的原因之一；而在教育领域，由于学生和教师对学校有不同的偏好，通过引入新的学校、或者让各个学校在不同的教学宗旨和方法之间进行多样化选择，将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机会，从而达到学校和类似偏好的教育主体、被教育者之间的匹配，以最大化发挥其内在激励，从而提高教育成果，这就成为“用脚投票(tiebout choice)”、“同群效应(peer effect)”等之后，另一个可以用来研究教育效率的理论方法。

(三)内在激励对公共品供给机制选择的启示
公共品的公共供给和私人供给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内在激励为这一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研究者发现在同一个公共品供给市场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同：前者的外在激励较弱，更依赖工作者的内在激励；而后者则更加依赖外在激励。同时，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会对私人部门的变化做出反应——随着私人部门竞争的引入，公共部门的外在激励可能增强。bertrand et al就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医疗市场为例验证了这一结论：通过对1992—1996年间美国1500家非营利医院经理人报酬的研究发现，随着私人部门的进入以及竞争的加剧，非营利医院经理人的收益与医院利润的相关性增强，高管的流动性加强，创造利润越少的经理人越容易被更换；同时，由于捐赠者把这一现象理解为非营利医院公共责任意识逐渐淡薄的表现，公共捐赠也随之减少。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学者指出在内在激励存在的情况下，公共品的公共供给可能是较私人部门更优的机制。例如，francois就基于“雇员的公共服务激励(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是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最根本特征”的认识，对私人和公共两种供给方式进行了比较，证明由于公共部门能够更好地发挥雇员基于公共服务意识的努力，从而降低公共品的价格，成为较私人更优的公共品供给机制。这样，内在激励的存在就成为除了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之外，使得公共供给机制更优的又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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