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据此可以推论出他们对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由于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以采取自由贸易而不进行环境保护必将引起环境的恶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建立的“环境禀赋论”把环境要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风港”假说。认为由于各国环境资源禀赋不同而导致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各国通过激烈的贸易竞争重新安排环境资源，加剧贸易恶化。由于环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国性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总结其主要观点得出结论：贸易自由虽对进口国和出口国暂时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是贸易所得长被环境成本所抵消，甚至产生更多的负效应。

将贸易作为主体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实行可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以美国学者赫曼·卡恩(herman.cahn)和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jullien.lincoln)和西蒙(siemon)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派提出了“经济发展决定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理论的延伸，认为近200年来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人类的福利，而且所有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水平要比两个世纪前的状况好得多。经济学家吉·曼·凯恩斯(j.m.keynes)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个好事，而且还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该学派认为市场价格机制和技术进步对资源稀缺性具有缓冲作用，而且发展中国家应把环境质量放在第二位考虑的问题。copeland和taylor对贸易的“避风港”提出了怀疑，认为贸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引起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主要是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对环境产生影响。antweiler，copeland and taylor在此基础上，从贸易的规模、技术和竞争三个方面对4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so2的浓度变化作了分析，结论是：贸易的规模每提高1%，平均每个国家的so2浓度提高0.25%-0.5%；但竞争促进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使世界财富增加，有利于发展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刺激环保产品和环保技术的开发，有利于消费者选择较高质量和有效的环境服务，从而使so2的浓度下降1.25%-1.5%；并进一步推断自由贸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是污染程度下降1%。环境乐观主义者的主要观念：人类将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彼此分离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在其发生的时候通过开发新的技术而加以解决。基于此社会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环境污染的投资，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2)关于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研究集中在生态环境产权问题和补偿制度工具和资源价值的评估研究上。西方学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的产权问题，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同时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执行要依靠具体的政策工具，只有对资源价值准确评估，才能明确生态资源环境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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