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负担问题看中国农村*关系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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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和生产队干部自己以及自己家庭的的收入取决于他所在的大队或生产队在这场争夺战中有多少粮食能够留下来。上交国家的越少,村干部及其家庭的收入可能就越多。村干部与农民之间这种利益的一致性使得他们或多或少地试图与上级讨价还价来维护本队的利益[13]。人民公社的解体在给予农民生产的自主权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民和村干部之间利益的分化。村干部自己的收入以及他们能够支配的资源不再取决于农民(作为一个集体)能够留下来多少,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够从农民手中征收多少。 对村干部而言,从农民身上征收的款项实际上是两部分:乡镇下达的任务(包括国家税收和上缴县市政府的部分)和村提留。乡镇政府在每年下发的文件中确定各村应上缴乡镇的数额和村提留的数额,然後各村再根据这个总数把每户应交的款项按人头或承包土地数分解到各家各户。收来的款项首先要保证上缴乡镇的部分,剩下的才作为村提留由村干部支配。乡镇政府为确保自己的份额,通常采用三种措施。第一,奖金刺激,规定如果按时完成上缴乡镇的任务,给予村干部一定数额的奖励;第二,控制工资。本来村干部的工资(或称补贴)是由村提留开支的,但很多乡镇规定村支书和村长的工资由乡镇发,只有完成了上缴乡镇的任务,村支书和村长才能拿到全部工资;第三,换人,如果长期不能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撤换村支书和村长。显然,村干部面临的选择实际上非常简单:征收的越多,不仅意味着位置,工资,奖金有保障,而且可供自己支配的资源也越多;相反,如果收不齐款项,不仅干部可支配的资金变少,甚至可能意味着村干部的工资和职位都成问题。在笔者走访过的村子中,不少村甚至靠借高利贷来完成乡镇的任务和给村干部发工资[14]。 村干部的这种利益和角色的转换,不仅使农民在地方政府的各种巧立名目的捐税面前失去了传统的缓冲层,而且使村干部自身成为丰收争夺战的主角之一。 “政绩”的*学 “政绩”,“做几件实事”已成为中国大陆官场非常时髦的用语。当初这些术语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苦于毛泽东时期的只说空话不干实事的官场弊病,然而,“政绩”和“干实事”也可能导致老百姓的苦不堪言。 一位县级官员在访谈中告诉笔者,一个省有几十个县市,省委书记根本不可能记住这么多的县市委书记,那么怎么知道应该提拔谁呢?唯一的办法是“做几件实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实事可以是经济方面的,如一个成功的企业,一种拳头产品,也可以是市镇建设方面的,如一条马路,一座桥,一幢大楼,关键是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然後再补充以响亮的口号和角度新颖的汇报材料,往往能够一炮打响。 地方官员想获得提拔,有这种思路是很正常的。但与本文有关的问题是,这些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实事”的经费从哪里来? 在农村地区可以看到很多“人民XX人民办,办好XX为人民”之类的标语,(这里XX可以是教育,公路,大桥,保险或其他任何名目)。既然是“人民办”,自然要由人民来出钱。在北村所在的市,前任市委书记投资近一千万元想办一个“拳头企业”,结果钱花光了,产品连影子都没见到。没法向全市人民交代,该书记换到另一个市去当书记去了。新任的市委书记自然不会去收拾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他正在筹集资金想建一个更大的企业。在北村所在的镇,前任镇委书记在镇委大院里面建了一座由小桥流水环绕的会议大厅,还没完工便调任它职,继任的书记另筹资金,在镇委大院与公路干道之间新建了一条水泥路,并开始筹建一座以该镇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而没完工的会议大厅已经好几年了仍然无人问津。在笔者的田野调查期间,该大桥已开始打桩,但没多久,镇级班子换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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